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问题研究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刚 周坚



论文概要：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形态，我国法律对之尚无规定。但审判实践中此类案件常有发生且对该问题的处理又大相径庭。本文结合判例探讨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考察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此问题的规定。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与相类似概念进行了辨析，着重阐述了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差异。并试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进行类型化分析。同时结合对当前公布的三个《民法》草案的分析，提出了笔者对处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承担和在诉讼中程序设置的构想。全文约12000字。



一、问题的提出
1， 案例一：被告市政管理处受政府指令，对道路进行拓宽
改造。在施工中将原位于路旁的电线杆移至路面上。被告供电局在市政管理处施工期间，已发现电线杆被移至路面上，但未设置警示标志。某日原告驾驶摩托车路过该路面，与位于路面上的电线杆相撞，当即倒地受伤。后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市政管理处未与有关单位协调，在未完成“三杆”迁移的前提下即对道路进行扩建施工，致电杆位于路中，给行人的安全造成隐患，应承担不作为而引起的赔偿责任。被告供电局在发现电杆已位于路面时，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而致事故发生，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未尽足够注意义务而使自身受到伤害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故判决被告市政管理处承担原告损失的五成责任。被告供电局承担三成责任，原告自负二成责任。驳回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1
2， 案例二：被告公交公司驾驶员王某在驾驶公交车途中，
与被告陈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致使摩托车上乘座人李某受伤。公安交警部门对该事故的责任认定：陈某负主要责任、王某负次要责任，李某无责任。后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公交公司、陈某连带赔偿其所受损失。法院认为，陈某驾摩托车与公交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双方应按责任大小承担对李某的赔偿责任。因李某的损害系二被告违章行为共同所致，且所造成的损害是同一的，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故判决：陈某承担六成赔偿责任，公交公司承担四成赔偿责任。二被告对李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2
在上两个案例中，加害人之间并无事先的意思联络，各个加害行为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在时间和地点上偶然发生竞合，而致同一人受损。于此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情形下，如何公平地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各加害人间又如何担责？因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对类似纠纷的处理亦大相径庭，故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性质及构成要件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依目前学者观点对其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指数行为人并无共同的意思
联络，而致同一受害人共同损害。3
2，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也称无过错联络的共同致害，
是指数个行为人事先既无共同的意思联络，也没有共同过失，只是由于行为的客观上的联系，而共同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4
3，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是指数人行为事先并无共同
的意思联络，而致同一受害人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5
笔者认为，以上学者之间的定义差别不大，只是在细微之处
有所不同。首先以上三种定义均强调各侵权人在主观上无意思联络，杨立新先生更进一步表明，各侵权人之间也无共同过失。故其将无意思联络修正为无过错联络。其次杨立新、马强先生的定义侧重于对损害结果的限制，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造成同一受害人不同损害结果排除在外。而王利明先生所言“致同一受害人共同损害”似有语义不详之嫌，但其在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法律特征中的表述中亦强调了系造成同一受害人的同一损害。6笔者认为，这种排除似无必要。数人行为造成同一受害人的损害结果是否可分，系一种事实的划分。但从行为的形态来考察，造成同一受害人不同损害结果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行为，仍应纳入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这一类型中，只是这种行为在法律责任承担上与其它种类有所不同而已。第三对数人行为的关系，杨立新先生强调了行为有客观上的联系。即数个行为之间有牵连。
于此，笔者试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定义如下：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系指数个行为人事先并无意思联络，数个行为偶然结合，而致同一受害人受有损害。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究其性质而言，数人的行为是视为单独行为还是共同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共同侵权行为类型中去？这一问题涉及到对共同侵权行为的界定和解释。
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归责基础，学界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为“主观说”。主张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仅加害人之间有共同行为，且必须有通谋的意思。主观说又分为二种观点：其一，主张各行为人之间应有意思联络，或曰共同故意，方构成共同加害。其二，主张数人间不必要求有意思联络，但必须有共同认识，方可认定为共同加害行为。所谓共同认识，是指“各加害人之间虽然毋需预先通谋，但彼此对于共同加害须经过认识且互相利用”。7二为“客观说”（又称共同行为说），又分为两种观点。其一，主张各行为人不法行为共同产生同一损害后果的，纵使各行为人相互间没有意思联络或共同认识，只要有共同过失亦可构成共同加害行为。其二，主张各行为人只要在事实上有同一损害后果发生。毋需任何故意或过失亦构成共同加害行为。8分析以上二种观点后可见，如对共同侵权行为采客观说，则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将被纳入共同侵权行为类型中去。
依笔者管见，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视为共同侵权行为实难令人信服。首先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行为人事先无任何主观上意思联络。所谓意思联络，是指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亦即共同意思。“此种共同意思不仅指相互通谋而分担实施各部之行为或相互通谋而协力完成某一行为而言，其有认识而利用之意思者，亦包含之”。9行为人的共同意思使主体的意志统一为共同的意志，使主体的行为统一为共同的行为。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各侵权人的行为是独立发展的，无法将各人的行为统一起来。因而，从主观上讲数人的行为就不构成共同行为。其次从行为的性质上看，各个行为均为单独行为。只是因为偶然因素，在时间、地点上聚合在一起，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因此，各个行为均为损害发生的原因，均系损害发生的条件。再次，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在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可分的情形下，让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加重了侵权人的注意义务的负担，违反了“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侵权法原则，亦有悖于社会公平。故笔者认为，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情况下，各行为人主观上无事先通谋、亦无共同过错，客观上又不存在共同行为，仅是数个行为的偶然聚合造成损害。因此，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究其性质应理解为单独行为。
综上所述，构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应具备以下要件：
第一：侵权主体具有复数性。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存
在二个以上的侵权人，各侵权人均独立实施了侵权行为。
第二：数个侵权主体在主观上无意思联络。各行为人实施侵
权行为，既非共同实施、亦未作出共同约定。各行为人之间既没有共同故意，又没有共同过失。这里的共同过失，笔者认为应限定在各行为人均负有法律上的同一内容的义务。如两个锅炉工，在上班时忙于下棋，忘记给锅炉加水造成锅炉爆炸。基于此种共同违反同一内容注意义务的过失，仍应构成共同侵权。
第三：数侵权人的行为偶然结合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将各个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的因素，不是主观因素，而是行为人所不能预见和认识的，客观的、外来的、偶然的情况。10
第四：数人的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所有侵权行为的必备要件。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若无因果关系，则无须承担责任。
三、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比较法分析
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各行为人之间如何担责？我国法律未作明文规定，审判实务中也众说纷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必要考察国外的立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
1，大陆法系国家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在法律条文中鲜有规定，在责任承担上一般采取以下三种做法：
①根据各行为人对损害发生的过失轻重及原因力的强弱来分担责任。瑞士即采取此种做法。11
②虽不构成共同侵权，但各行为人仍应承担连带责任。如《德国民法典》第840条（数人的责任）第1款规定：“数人共同对某一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负有赔偿义务的，应作为连带债务人负其责任”。12德国对共同侵权系采主观说。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如学者VON KUBEL所述：“数人无意图，纯因偶然共同作用，导致同一损害结果时，若各人之加害部分得予确定时，则各人应就其部分负责；至若各人加害部分无法确定时，则为保护受害人，有特别使行为人负连带责任之必要。苟非如此，数人行为致生损害，虽属无疑，但因未能证明各人加害之范围，而难求偿，殊失事理之平”。13可见，德国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在损害可分时，由各行为人承担分别责任；损害不可分时，各行为人须负连带责任。
③视为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日本民法第719条规定：
“数人因共同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各自连带地负损害赔偿责任；共同行为者中谁施加了损害不明时，也各自负连带责任”。14日本民法对共同侵权行为系采“关联共同说”。关联共同并不以行为者有共同的主观联系为必要，只要其行为关连共同，依日本民法就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均需承担连带责任。损害是否可分，在所不问。
综上可见，大陆法系国家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责任分担，总的趋势是倾向保护受害人利益，由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2、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立法形式不同，但判例确认，二人以上独立的侵权行为合并而构成损害时，则各人对全部损害均负赔偿责任。15对各连带侵权责任人相互间的责任分配，系以过失轻重为衡量的标准。
3、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系同一法系，法律文化渊源相同，该地区的立法和判例中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于我们有借鉴之处。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是否能纳入共同侵权中，学者之间争论颇多。对这一问题，台湾地区司法界曾先后有过几个较有影响的判例，亦反映了理论的变迁。
①大理院1916年上字第1012号判决及1931年上字第1960号判决均认为：各加害人并无意思上之联络，只能由加害人各就其加害之部分，分别负赔偿责任。
试析疑案处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付强 张文娟 崔杨


疑案是指证据使用上的疑难案件，即定罪证据不足，无罪也证明不了的案件①。笔者通过对朝阳区人民检察院2000年证据不足案件进行统计与分析，发现目前对疑案的处理过程中还存在某些问题，需引起重视。
问题1：疑案处理方式中的问题——对疑案采取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方式是否合理
目前检察机关实践中对疑案处理通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刑诉法第140条第4款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做存疑不起诉；第二种是对部分疑案建议侦查机关撤案。此种做法目前法律上没有依据，属实践中变通的做法。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二种处理方式呢？笔者认为这体现出现实与法律的冲突。目前由于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刑事发案率较高，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其追诉犯罪、打击犯罪的职能作用突出，如若对所有疑案按法律规定均做了存疑不诉，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打击不力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实践中，外部监督机关将无罪判决和带有无罪性质的存疑不诉决定作为衡量公诉质量高低的标准，如被判决无罪的案件多或存疑案件多就会在社会中产生案件质量不高，打击犯罪不力的影响。因上述现实因素，检察机关在处理疑案时慎而又慎。而在侦查机关这一方面，其在考查侦查人员办案质量时，将由检察机关做了不诉决定的刑事案件认为是承办人员有办案质量问题，在此案件质量评价机制下，侦查机关承办人希望检察机关尽量减少不诉案件数量。综合上述因素，使得疑案的处理在公检机关内部形成了一个默契的作法，即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案的方式，使部分疑案在两个机关内部得到解决。
虽然建议侦查机关对疑案撤销的做法，在解决现实与法律冲突时，特别是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其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尚有探讨的必要。有观点认为存疑不诉决定与建议侦查机关撤案的法律效果是一样的看法，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1）对两种处理决定，被害人的救济方式不同。建议侦查机关撤案使案件回复到开始状态，被害人除对自诉案件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外，还有一种救济可能，即依据刑诉法第87条之规定，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要求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然而该案是由检察机关建议侦查机关撤销的，又怎能由该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进行立案上的监督呢？此救济方式明显不合法也不合理。而对做出存疑不诉决定不服的被害人，根据刑诉法第145条规定：被害人可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对于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还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对疑案的不同处理，直接影响了被害人申诉权利的主张。
（2）两种处理方式在内部制约上不同。对不起诉案件在检察机关内部有两级监督，一级是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需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做出存疑不诉决定。一级是根据《规则》第292条规定，不起诉案件应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而建议侦查机关撤案的案件则没有检委会和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其只要由承办该案的主诉检察官签署意见和主管检察长做出决定，即可使案件从检察机关转到侦查机关并被撤销。对于疑案撤销，因它关系到被害人的追诉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和社会秩序能否得到维护，设定监督制约机制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而上述只有主诉检察官和主管检察长个人把关的程序就显得有些薄弱和简单，远不如对不诉案件的制约力度，使检察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有可能被滥用。
问题2、存疑不诉案件事后处理工作中的问题
（1）处罚问题如何衔接。刑诉法规定不起诉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且不起诉决定书自公开宣布之日起生效，被不起诉人应立即释放。刑诉法同时规定对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实践中对存疑不诉做行政处理最多的进行劳教，劳教决定是由公安机关提出，由省级以上设立的劳教委员会审查批准。在此期间，被不诉人根据法律规定释放，极有可能造成“人去楼空”的结局，如继续关押，又有侵犯人权之嫌。所以如何解决行政处罚与不诉后释放的衔接问题，需要立法部门予以明确规定，使法律的执行更具操作性，也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对疑案不诉发现新的证据后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表现在《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第25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决定不起诉的，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提起公诉。从这一司法解释看，检察机关保持对疑案的被不起诉人的永久追溯期限，这一没有期限界定的模糊规定使得发现新证据成为一项有名无实的工作，据我院统计，自1997年新刑诉法实施以来，没有一起因发现新的证据对原被不起诉人提起公诉的案件。另外对于检察机关发现新的证据后，是交由侦查机关侦查还是由检察机关自行侦查也未有规定，一旦发现新的证据，案件何去何从无法可依。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法律途径
1、赋予侦查机关对疑案的撤案权。对侦查终结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129条、130条规定，公安机关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应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而对于侦查机关经反复侦查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如何处理法律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侦查机关将疑案也做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之后要么经退查后由检察机关做不起诉决定，要么由检察机关建议做撤案处理。这种做法一方面增加了诉讼成本，一方面也是实践中产生诸如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等不合理做法的一个原因。对此有学者提出应规定侦查阶段疑案也可作无罪处理，即对经过再三侦查，仍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撤销案件。②在此基础上，学者还提出了侦查阶段疑案件的认定标准，即案件侦查进行到哪种程度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作为疑案可以撤销。有两个标准，首先是主观标准：即公安机关申请作疑案处理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部门审查决定；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申请作疑案处理的案件，也须报侦查监督部门批准。其次是客观标准，即规定侦查超过一定的期限，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须作为疑案予以撤销。③
2、检察机关对存疑不诉案件在一定期限内未发现新的证据应予以撤案。存疑不诉后对被不诉人的永久追溯期限，使被不起诉人始终处于罪与非罪不明不白的状态中，“疑案从挂”实际上仍然存在。为消除不诉的消极后果，对检察机关（亦或侦查机关）发现新证据重新提起公诉的期限作明确限制，超过法定侦查期限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作为疑案予以撤销。
以上是从诉讼法律的角度解决当前疑案处理中出现的问题。与此同时，对于建议侦查机关撤案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还应在执法观念的转变上下功夫。由于人类认识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总有一些案件虽然穷尽了现有技术和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一切手段，但仍难以查清案件真相。而刑事程序一旦启动，侦控和裁判者就必须作终局性的结论，而不能以事实不清为由一推了之或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所以排除人为因素，如侦查人员素质不高，工作拖延；证人作证意识差等造成的证据不足，应该承认某些疑案的存在确系有客观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无罪推定原则应坚决贯彻。在此观念下，应树立起正确的案件质量评价机制，区分疑案产生的不同原因，对侦查人员的办案质量予以正确的评价。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评价机制，又有了法律对疑案件处理的明确规定，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就有了改观的可能，也为无罪推定、保障人权等现代执法观念得以深入的贯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
①《陈光中法学文集》第298页；
②〈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陈光中主编）第155页；
③同②第157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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