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七十三条的适用

蔡春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正确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首先是弄清举证责任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所谓举证责任，简言之，即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承担的以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关于举证责任何者承担的问题，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对当事人对何种事实具有证据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同时《证据规定》第7条对上述规定未做规定的情况下何者承担举证责任做了规定，即“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既然是责任，那么当一方当事人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或所举证据被法院认定为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即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将会导致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即通称的败诉风险。
然而民事诉讼所涉法律关系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各方当事人基于不同情况，往往向法院提交各式各样的大量证据。那么是否一旦所提供的证据被确认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就一定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呢？回答是否定的。为了能够很好地利用证据规则，实现审判的公平与正义。我们不妨从当事人所举证据的理论和实践综合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归类。一般而言，待证事实包括权利产生的事实，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权利消灭的事实三类。谁主张相应事实，谁就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然而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交叉不断地提出许多证据，或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真实或证明对方主张的事实不真实，或证明对方的主张具有不合法、不真实和非关联性，等等。陈述双方当事人你来我往的举证证明过程，当待证事实达到被法官内心确认为真伪鲜明的程度时，相应的裁判结果当显而易见，但当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那么应由谁来承担这一不利的待证事实不能被法官认定的法律后果呢？显然是要由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由此看来，对一案件事实进行真伪明辩的过程中，法官正确地分配举证责任，是实现审判公正的核心和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讲，证明责任的分配较程序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也是衡量一个法官素质的标准之一。
那么如何正确把握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体现审判公平与正义呢？当然准确认识三类证据对象——权利产生的事实，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权利消灭的事实，正确判断该事实是何者主张的依据即可。
为了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仍然需要从证据的理论分类上重新认识一下证据的种类。这里与举证责任密切相关的有本证，反证和反驳性证据三类。
所谓本证，即指对自己主张所依据的事实的真实性所提供的证据，其作用在于使法院对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予以确信，并加以认定。此类证据直接与不利的法律后果相关联，举证不能者则承担之。而反证则与之相反，其是指没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为证明对方主张的事实不真实的证据，其作用是使法院对本证证明的事实的确信发生动摇，以致不能加以认定。提供反证是当事人行使积极防御诉讼权利的表现。反证的证明力不能达到使对方主张所依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时，并不必然导致于反证提供方不利的法律后果出现，主张事实成立或真实的一方当事人并不当然免除举证责任，对此要特别注意反证与证明责任转移后相对方的证明责任问题。如果反证提供方所提供证据达到了使对方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则此时便是本文开头所述《证据规则》第73条的规定内容。
关于反驳性证据，它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针对对方所提的证据，以证明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证据，是对对方证据予以反驳的依据。依其反驳中是否提出了一定事实（权利产生、权利消灭、妨碍权利产生）可将反驳性证据归入本证或反证范畴。并由此确定证据提交人应否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下面我们用通俗的事例对三种证的使用及认识问题做一说明：原告起诉被告欠其借款1000元，则对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的事实，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如其可提供欠条、证人等，则此证据属于本证。该本证能否证明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这一事实，最终的法律后果均应由原告承担。若被告称根本不存在欠原告款的事实，并同时提交了“自己收入颇丰”，原告所诉借款发生之日起的一段时间自己并无任何使用或消费金钱情况等证据，这些证据对于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这一事实而言构成反证，被告提交该反证意在使法院通过对其收入及无使用和消费金钱的确信，从而动摇对借原告款这一事实的确信度。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因被告所提反证出现如不客观等情况而未被法院确信时就直接凭此得出被告一定欠原告款1000元的事实，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是否真实仍要视原告所提相应证据来加以认定。另外我们回头看被告所提“自己收入颇丰”等证据，该证据对待证事实“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是被告所举反证，前文已有所述，现在看其自身所涉“收入颇丰”这一事实，此为被告主张所依据，因而被告所提证据对这一事实而言又是本证，当其不能达到证明“收入颇丰”这一事实的程度时，其做为本证的不利后果---收入颇丰之事实不能被认定，遂不能收到使法院对“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这一事实确信的动摇之效果。但总而言之，被告举证不利并不能得出“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的结论。因为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原告而非被告。若被告称自己仅欠原告500元，并提交了还款时原告为其出具的收款500元的收条。则此首先属反驳性证据，因其旨在指出“被告欠原告1000元”的不真实性，同时被告主张已还500元属于“权利消灭的事实”。这一收条同时又属于本证。该证据能否证明已还原告500元，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任何证据只有当与一方的待证事实相联系时，才有其不同的称谓，也仅当一当事人对某一待证事实确定地具有证明责任时，其才有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客观可能性。因此《证据规定》第73条意在指导我们如何判断本证与反证的证明力。以及本证与反证从证明力上势均力敌以致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院如何裁判。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地认识到，当事人提供反证和反驳性证据是其权利而非责任，对整个案件事实而言不提交并不必然导致败诉，起决定因素的是对案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是否完成了能被法院认可的举证责任。有一句话尽管通俗，但能说明问题，就是“难道一个杀人犯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就成立故意杀人罪吗？”因为不作为无需举证，这是一般原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先盗后诈的法律后果

孟琳


【简要案情】：

某日晚，肖某携带作案工具盗走王某停放在此电瓶车的电瓶盗走，后以拿钱赎回所盗电瓶对王某敲诈，得赃款500元。次日晚，肖某以同样的手段将盗走9块电瓶，后以拿钱赎回被盗电瓶而向失主敲诈，得赃款4000元。

【分歧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肖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分歧，实践中有二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肖某的行为分别触犯了敲诈勒索罪、盗窃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肖某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肖某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先后实施了盗窃、敲诈勒索行为，上述行为分别触犯了盗窃罪、敲诈勒索罪，但二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牵连犯罪是以一罪论处，不是数罪论处，故不能实施数罪并罚，牵连的数罪中只能择一重罪论处，相比之下盗窃罪较重，故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案例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本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他罪）的犯罪形态。牵连犯的构成要件， 表现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犯罪目的；二是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三是数个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四是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罪名。关于如何判断数行为之间有无牵连关系，在我国刑法理论界，有三种不同主张：一是主观说，主张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为标准加以判断。二是客观说，主张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标准加以判断。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直接关系说”，即目的行为与方法或结果行为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直接关系，就是牵连关系。三是折衷说，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对于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同时兼顾犯罪人的犯意和客观事实。有的学者则认为，对于目的行为与方法行为的牵连，则应当以犯罪人的牵连意思为准；对于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则应当以客观上的通常情况为准。目前刑法理论界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认定牵连关系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只有当犯罪人对数个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有认识，在这种认识支配下实施了事实上具有目的与方法或结果行为之牵连关系的行为者，才能认为具有牵连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通行的观点主张，对于牵连犯，应按法定刑最重的一罪从重处罚，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综上，肖某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窃取的方法，后以敲诈的手段向他人敲诈勒索，其行为已触犯刑法规定的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属牵连犯，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处罚原则，对肖某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而不适用数罪并罚。




孟琳，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