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的司法主权问题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刘成江 王素杰

[摘要]本文对造成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领事裁判权、观审、会审制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简单介绍了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还以天津教案为例，以从中折射出的清末司法制度问题，着重补充论证了这一问题
[关键词]领事裁判权 观审制 会审制 教案
[目录]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狭义的司法制度指法院制度即审判制度,[1]鸦片战争后，以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为标志，清朝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不但对在华洋人失去司法管辖权，而且其正常的司法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逐渐失去自主权。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一) 领事裁判权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指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家。[2]西方列强借口中国的司法制度过于野蛮残酷，不能适用于西方人，因此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清朝的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对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案件的审判管辖权受到分割。
领事裁判权指外国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外国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只受本国领事或其在居留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本国法律审判，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权之一。[3]是清朝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二）领事裁判权对清朝司法主权的危害
列强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在香港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也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大大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年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第五、六款对领事裁判权又作了补充规定,不仅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政府不得过问，即使英、华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国人违反禁令“擅到内地运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并不许中国人民对这种目无中国法律、心怀叵测的人“擅自殴打伤害”。这不是只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不许中国人起而自卫，给予应有的处罚吗？
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
一、原、被告均系有约国人（依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人），由其驻华领事审判，中国官员无须过问也不得过问。
二、原、被告，一方为有约国人，另一方为第三国人，由有约国领事按照其与第三国订立的条约办理，中国无须过问。
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有约国人，由该有约国领事衙门审判。
四、原告为有约国人，被告为中国人，案件由中国地方官员审判，但得通知该国领事派员“莅审”。
五、原、被告一方为无约国人，另一方为中国人，或均系无约国人，其案件虽由中国官府受理，但须邀一有约国领事会同裁判。
六、为外国人船上服务的中国人犯案，中国地方政府也无权单独审断，须通过就近税务司转告该船领事官派员前往观审。[4]
以上六点，表明清王朝的司法主权支离破碎，失去了司法管辖权，真正的司法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有约国人把持。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定新约，领事裁判权被延伸，所有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享有这种特权。
领事裁判权在华确认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在中国犯罪或洋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完全失去了司法管辖权。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遵循民族自决和维护主权完整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浦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中央王朝大多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司法审判的主权。直到清朝中期，凡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涉外案件，仍然由清政府审理。清朝对外国侨民犯罪，规定只适用属地主义原则，防止其逃避罪责，并针对犯罪行为科以重刑。“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5]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使这一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清朝的法律对其没有了约束力。
（三）领事裁判权的行使机构---领事法庭
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的司法机构。以英国为例，它在华设有审理其侨民案件的领事法院、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
领事法院设于每一领事区，由领事兼任审判官。它审理领事管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刑罚在徒刑一年以下、罚金在一百英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常设在上海，它除了作为第二审法院外还有权审理在华侨民的一切民刑案件，并是各地海事、破产、离婚与谋杀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诉讼标的在二十五英镑以上）的上诉案件。诉讼标的在五百英镑以上或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还可向伦敦枢密院上诉，但刑事案件的判决，不经枢密院允许，不得上诉。[6]
以上可知，列强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司法机关，并且公然确认为其本国法院的下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清朝司法组织的完整和统一。可以说，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是对清政府司法管辖权和司法组织的双重侵犯，使之更加半殖民地化。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一）观审制
为了扩张领事裁判权，资本主义列强还蓄意谋取观审权。观审制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7]观审双方似乎是平等的，其实大不相同。外国领事以战胜者自居，其观审名之曰“莅审”，中国官员应以“礼相待”。而中国观审的官员处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更不懂外国法律，其观审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有少数人因漠视或不屑卑躬屈膝而不前去领事衙门观审。所以，这种“观审”，实际上是享有此特权的外国领事发号施令，操纵审判，为所欲为。
虽然这项特权起初只有英、美两国，但因清政府对各国列强均有最惠国待遇，故各列强纷纷借口利益均沾而取得了观审特权，清朝司法主权遭到更严重践踏。列强在华观审制的取得表明，其不但利用领事裁判权使本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并开始利用这一制度插手清朝的审判制度，甚至对中国人民定罪，这就将领事裁判权又向前迈了一步，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二)会审制和会审公廨
所谓“会审”制度，指在列强霸占的中国领土“租界”内，由中国政府所委派的官员与驻该地的领事馆派遣的官员组成会审衙门，审理“租界”内案件的制度。是列强在租界中强行实行的殖民主义制度之一。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两国交涉案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允当”。1864年，清政府命上海道与英、美、法驻上海租界领事达成协议，设“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作为中国派驻租界的常设司法审判专门机构。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专门负责审理“租界”内的英美人为原告、中国人及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会审制度于此开始。
为了把中外会审的组织和方式确定下来，1868年，英美领事又与上海道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进一步确立了会审制度。
根据会审公廨章程的规定，原被告均为外国人的案件，只能由外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只能派会审官员前往“观审”。虽然观审官员如果认为审理不当，可以逐细辩论，实际上意见往往不被采纳。至于被告为中国人的案件，只有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才允许中国官员判决，其余较大的案件，均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实权却由外国领事掌握。其所适用的法律，由外国领事从西方国家的法律中选择。会审权的范围，最初只限于一般民事案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逐渐扩展到涉外纠纷和海关争议案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会审公廨，将其改由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全权控制。通告确认租界内纯数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外国领事亦可直接派员参加审判，刑事可判十年、二十年的重刑，民事案件只以一审为终审；不承认上海道为上诉机关；凡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即使发生在租界外，或被告居住在租界外，只要洋人告发，会审公廨也可越界捉拿审讯犯人。[8]
中外官员会审制度，是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迫害中国人民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手段。如果观审制尚不能满足侵略者，那么，会审制则让侵略者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做起了法官，各国领事已由陪审、会审，发展到主审。进一步践踏了清朝的司法审判主权。总之，这种所谓会审是：对外国人犯罪是否科刑，中国官员“例不过问”；而对中国人，不仅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可以判处，而且外国领事可以超越权限，“径定监禁数年者”。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9]的现象。更进一步加深了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使得中国人民在涉外纠纷的审理中处于受侮辱和被歧视的地位，露骨地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中，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按照列强的意愿对中国人民定罪，干涉清朝的司法主权，笔者认为，这类事件也可视为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表现。本文以此作为对这个论题的补充。
教案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新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因传教士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挑起教徒和非教徒纠纷，因而激起公愤，各地先后发生捣毁教堂或殴杀有民愤的传教士事件，于是列强向清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10]
1860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待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并开枪恫吓，又在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名。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焚烧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事件发生后，法、英、美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威海一带示威。清政府对侵略者屈服，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人民当作凶手查办，杀死20人，充军25人。赔偿教堂洋楼修造银二十一万两，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
还有一例，1895年5月28日，成都人民过端午节举行掷果会，英美传教士将掷果小孩捕入教堂，民众派三人到教堂交涉，亦被扣押，激起众怒，当晚即将英美传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院焚毁，并将天主堂内埋藏的尸首送官府检验。接着有数十地发生反洋教斗争。法、英、美各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并向清政府恫吓。清政府媚外投降；将四川总督刘秉璋，乐山、灌县、大邑、冕宁及新津等各县知县撤职，又将朱瑞亭等六人杀害，其他17人充军。并赔成都各教堂银七十万两、川南各教堂银二十万余两、四川其他英、美各教堂十万余两。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扬州教案、曹州教案、清浦教案、酉阳教案等，结局大致都是如此。
弱国无外交。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教案给我们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但在这一系列教案解决的同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内外交困下的清政府的司法主权问题。以天津教案为例，法国侵略者无法亲自对中国人民定罪，但在尝到战争带来的甜头后，早已摸透了清政府的心理。便动用军事力量，强行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对中国人民定罪，达到掠夺钱财、谋取更大利益的目的。而清政府为取悦侵略者，更置家国主权和司法主权于不顾。
关于民众聚众事件，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为有效弹压不法闹事，通过颁布条例，严厉规定：“刁民……约会抗粮……借事罢考、罢市，……（或）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监侯”。[11]刑法也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侯），故杀者，斩（监侯）”。[13]那么，即便打死了激起民愤的法领事，至多也就是“斩监侯”，还要待每年秋审与朝审后在决定行刑与否。也决不可能“即行正法滋事人二十人，发配安置二十五人”，并“所杀领事及英法各国人以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二者之间相差可谓不小。
对于爱国民众焚烧的教堂洋楼，根据《大清律例》“并记所烧之物减价，尽犯人财产折锉赔偿，还官给主”。那么，烧毁的几座教堂和洋楼价值又怎能高达银二十五万两？显然是侵略者在趁机明目张胆的掠夺钱财。对于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我们先来看看《大清律》是怎么规定的，“至刁民滋事，其同城武职不行捉拿，及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者，俱革职；该管之上司文武官徇庇不即申报，该督抚、提镇不行题参，俱交部议处”。[12]即何处出现聚众滋扰闹事，主管该处的督抚、文武职官均应承担职务连带责任，但充其量也不过革职。而在天津教案中，天津知府和知县却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发配充军。以上无理和过分的片面要求，是法国侵略者通过清政府强行达到的。在外交和军事巨大压力下，清政府根本无法按照清朝律例审判，完全按照法国侵略者的要求草草结案。清政府和其司法机关再一次充当了列强的工具。可想而知，清政府连国家主权都已丧失贻尽了，司法主权更无从谈起。
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政府


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庆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

庆政发〔2012〕26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中、省直单位，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庆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大庆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农村贫困居民基本生活权益，建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前进步伐，根据《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黑政办发〔2006〕69号）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农村低保），是指各级政府按照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对持有当地农业户口的贫困居民予以差额补助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第三条 我市农村低保救助标准由市政府根据各县、区农村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用等费用，结合各县、区的财力水平、物价指数变化、消费水平等因素制定并适时调整，具体标准另行公布。
　　第四条 农村低保制度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最基本生活的原则；
　　（二）与本地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相适应的原则；
　　（三）属地化管理的原则；
　　（四）政府保障与家庭赡养、扶（抚）养、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的原则；
　　（五）公平、公开、公正和动态管理的原则；
　　（六）整合社会救助资源，与农村其它专项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农村低保工作实行各级政府负责制。各级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低保管理工作。民政、财政部门负责农村低保政策制定、运行规程的指导检查及资金的测算、分配和管理；农业、卫生、教育、物价、统计、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农村低保的有关工作。
　　县、区民政部门（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低保的审批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辖有农业人口的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农村低保的审核工作。
　　村民委员会、含有农业人口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受县、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委托，承担农村低保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六条 凡持有我市农业户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纯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户籍所在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农村贫困居民，均可申请享受当地农村低保待遇。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扶（抚）养关系并在同一户口共同生活的人员，包括：配偶、子女（包括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岳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扶（抚）养关系的人员。
　　实际生活水平按农村家庭收入减去支付家庭成员医疗费、子女就学学费、遇到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后解决家庭基本生活困难的支出费用来计算。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享受农村低保待遇：
　　（一）虽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但家中有款物积蓄，能够自行维持基本生活或实际生活水平高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
　　（二）参与赌博、吸毒、嫖娼、酗酒、不务正业及因违反婚姻、收养等法律、法规造成家庭生活困难且尚未改正的；
　　（三）将所承包的土地抛荒的；
　　（四）以自然年度计算，在户口所在地以外居住1年以上的家庭（在校学生除外）；
　　（五）虽然生活困难，但家庭主要成员有劳动能力并且具备自救条件，而不采取措施自救的；
　　（六）采取虚报、隐瞒家庭收入、伪造证明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低保待遇的；
　　（七）其它按县、区政府规定不予批准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
　　第八条 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家庭，按照家庭主要成员的劳动能力状况，分成A、B、C三类：
　　（一）A类低保家庭是指家庭成员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扶（抚）养人，或虽有法定赡养人和扶（抚）养人，但其无赡养、扶（抚）养能力；
　　（二）B类低保家庭是指家庭主要成员部分丧失劳动能力、长期患病和二级（含二级）以上智残、精神残、肢残、视残的残疾保障对象；
　　（三）C类低保家庭是指家庭主要成员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
　　第九条 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家庭，按照分类享受相应的救助标准：A类低保家庭按当地农村低保标准享受全额救助；B、C类低保家庭按其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差额予以救助。对一级和二级的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农村低保对象实施最低生活保障金全额救助。
　　第十条 农村居民的家庭纯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全年获得的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按统计部门有关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口径计算），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经营性收入；
　　（二）外出务工收入；
　　（三）出租或变卖家庭财产及转租承包地等获得的收入；
　　（四）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抚）养费；
　　（五）依法继承的遗产或接受的赠与；
　　（六）各种保险金、补偿金、退休金、养老金、储蓄存款及利息、现金及有价证券等收入；
　　（七）农村“五保户”五保供养收入；
　　（八）困难家庭得到的救济款（物）和捐赠款（物）；
　　（九）享受国家惠农政策的补助收入；
　　（十）各县、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规定的其他收入。
　　第十一条 家庭成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且有劳动能力（在校学生除外），拒不参加劳动的，按上年度当地农村人均纯收入计算其收入；在外务工的家庭成员，如不能出具有效的收入证明，按上年度当地农村人均纯收入计算其收入。
　　第十二条 赡养、扶（抚）养费的计算：
　　（一）申请农村低保待遇家庭的赡养、扶（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其居住地低保标准的，不计算赡养、扶（抚）养费；
　　（二）赡养、扶（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其居住地低保标准的，均应按一定比例负担赡养、扶（抚）养费。有判决、裁决或协议的，依据判决、裁决或协议计算；无判决、裁决或协议的，赡养费、扶（抚）养费比例由各县、区民政、财政等相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并报当地政府和市民政局备案后执行。
　　第十三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定期补助金、伤残人员护理费、优待金等；
　　（二）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由政府给予的奖金及市（地）级以上劳动模范享受的荣誉津贴；
　　（三）在校学生由政府、学校和社会给予的临时困难补助金及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等；
　　（四）见义勇为奖励金；
　　（五）独生子女费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
　　（七）农村医疗救助资金；
　　（八）县、区政府结合实际规定的不应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十四条 申请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个人申请。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向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户籍证明、户主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证明；残疾或患病情况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二）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初审。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式受理申请后应进行登记，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通过入户调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进行核实，并提请村民代表会议评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代表对申请低保救助家庭进行评议时，要求村民代表出席人数要超过全体村民代表的2/3，同意的意见超过参加评议人数50％视为符合条件。
经评议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以村为单位将拟定的低保对象名单及补助金额张榜公示3天以上。对无异议的，由申请人填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并由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附相关证明材料上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经评议不符合条件的，于3个工作日内将所有证明材料退还申请者本人并说明理由。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收到上报材料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应通过抽查方式对申请人情况和相关证明进行审核。核实无误后对符合条件的应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附相关证明材料上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批。对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和理由，并于7个工作日内将所有证明材料退回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
　　（四）县（区）民政部门审批。县（区）民政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报批的农村低保对象及相关材料进行抽查、复核。经复核符合条件的，委托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再次公示3日以上。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报经同级财政部门复核后，在《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并加盖公章，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书》；经复核不符合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和理由，并于7个工作日内将所有证明材料退回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十五条 低保对象在本县（区）农村行政区域内迁移的，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转移手续，不再履行申请审批程序；跨县（区）行政区域迁移的，持迁出地县（区）管理审批机关证明，到迁入地重新履行申请手续，管理审批机关应适当简化审批程序。
　　第十六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一年一复审、一年一认定的办法。复审程序如下：
　　（一）已经享受低保待遇的对象要于每年11月1日前，向所在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续保申请，由乡镇民政助理和村委会干部对低保家庭的劳动力状况、健康状况、收入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复查，并组织村民代表对该家庭是否继续享受农村低保救助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在村委会公示3天；
　　（二）不符合条件的停发保障金，收回《大庆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救助证》；
　　（三）仍符合低保条件的，填写《大庆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调查（复查）登记表》，经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批，由县（区）低保管理机构负责人在《大庆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救助证》标明年审意见；
　　（四）不提出续保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低保待遇。
　　第十七条 农村低保救助对象实行分类动态管理办法。重点核查低保家庭收入状况、家庭成员劳动力状况、实际生活水平以及“三无”人员的自然减员情况。A类低保家庭一年核查一次；B类低保家庭半年核查一次；C类低保家庭每季度核查一次。
　　在动态核查的过程中，发现农村低保对象家庭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发生变化时，管理审批机关应按规定及时办理增发、减发或停发低保金手续。由于自然灾害、患病需要治疗和突发意外事故等原因导致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突然降低到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家庭，户主或家庭主要成员提出低保救助申请，各级农村低保工作机构应依据该家庭当前生活情况，及时受理、审核和审批，纳入低保救助。
　　第十八条 农村低保资金以县（区）为单位进行统筹、核算和管理：
　　（一）农村低保资金的来源为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上级财政补助的资金、农村低保资金财政专户的利息收入、社会捐助资金及按规定可用于农村低保的其他资金。
　　（二）农村低保资金由省市县（区）三级财政共同筹集。农村低保发生资金先由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支付，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足部分，四县由县级财政承担，市区由市、区两级财政按照1：1比例承担。
　　（三）需要发放低保资金时，如省、市两级财政补助资金没有按时下拨，各县、区财政资金应先行垫付。
　　第十九条 市、县、区财政部门要分别将农村低保资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第二十条 各级民政部门根据当地农村低保对象的实际情况，按要求提出农村低保资金年度需求计划，经与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按法定程序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并由财政部门及时按实际需要拨付资金。
　　第二十一条 农村低保救助金按季度实行社会化发放：
　　（一）各县（区）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协调、委托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负责发放农村低保救助金，签订《委托协议》，确保用户随时支取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所需的费用由各县（区）财政部门在本级财政资金中解决。
　（二）县（区）民政部门应将农村低保家庭享受的全年低保救助金，平均分配到各季度，在每季度初月10日将救助金发放计划递交同级财政部门，各县（区）财政部门每季度初月15日前将农村低保资金足额拨付到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实行社会化发放，保证低保对象在20日后随时领取低保救助金。
　　（三）对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的保障对象，可由本人委托他人或由乡（镇）民政助理（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和财政所工作人员两人以上共同代领。
　　（四）各级民政、财政部门以及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金融机构发放农村低保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农村低保家庭享受的临时救助、社会捐助款等和用于基本生活的实物纳入低保救助金管理体系，低保家庭本季度在低保金以外获得的临时救助款、社会捐助款（不含政府慰问金）以及用于基本生活的救（捐）助实物按当地市场价格核算金额，从下季度应领取的低保金中核减，获得的救（捐）助款物金额核消后，继续发放相应的低保金。
　　第二十三条 县（区）政府应成立政府主管领导任组长，民政、财政、农业、物价、统计、审计、监察等部门组成的农村低保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有关领导、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工作，并在民政部门设立办公室，具体负责农村低保工作的综合协调、政策落实、监督检查等工作。各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十四条 县（区）政府应当为农村低保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加强农村低保力量，调整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并列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不断改善工作条件，推进农村低保工作的信息化、网络化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县（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对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农村贫困居民在就业、就学、就医、住房、法律援助、从事个体经营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政策扶持。
　　第二十六条 各县（区）民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管理审批机关应分别建立农村低保家庭档案。
　　第二十七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及时公开农村低保政策、办事程序和保障资金发放情况，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八条 各级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对农村低保资金的管理、使用和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从事农村低保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无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及时审批的；
　　（二）违反规定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低保待遇的；
　　（三）无故不按时发放低保资金的；
　　（四）贪污、挪用、挤占、扣压低保资金的；
　　（五）有其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第三十条 对采取虚报、隐瞒家庭收入、伪造证明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低保待遇的，由民政部门追回领取的保障金，构成违法犯罪的，由公安部门予以查处；对干扰管理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侵犯工作人员合法权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为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骗取低保待遇的单位或个人，由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庆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庆政发〔2006〕34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