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1年9月25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8年7月30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范围
第三章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和实施
第四章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保障制度。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依法设立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法律援助责任，采取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扶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经费和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其他社会团体建立联络员制度，组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第六条　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承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为受援人提供规范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
第七条　国家机关应当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仲裁机构应当告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应当将法律文书副本送交当地法律援助机构。
第八条　律师协会应当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有关社会团体依照各自章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应当配合法律援助工作。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司法行政部门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范围

第十条　除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外，公民因经济困难还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追索侵权赔偿的；
（二）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请求赔偿的；
（三）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的受害者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第十一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当地经济情况可以适当扩大受援人的范围。
第十二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造成人身损害请求赔偿或者补偿、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经济状况。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包括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代理；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和实施

第十四条　申请法律援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初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争议的，由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定一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根据需要可以委托、移送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联合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被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十八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及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者所在工作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相关证据材料。
申请人应当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填写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代为填写。
《法律援助申请表》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与法律援助事项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法律援助公正实施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材料或者要求申请人说明情况。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说明或者自行聘请律师、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视为放弃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可以向有关单位查证。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不予援助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复核申请。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法律服务机构发出指派函，由法律服务机构安排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直接安排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办理，同时书面通知受援人。
第二十三条　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法定时效即将届满、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者有其他紧急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先行给予法律援助。
第二十四条　民事案件当事人依据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决定申请法律援助，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和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情形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民事案件当事人依据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直接作出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助机构的证明调查取证时，有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相关组织应当免收咨询服务费、档案资料保护费、证明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减收或者免收原件复印、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等相关材料复制费，减收后费用不得超出原材料成本费。
公证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减免公证费。
第二十六条　需要申请司法鉴定的法律援助案件，应当缓收受援人的鉴定费。受援人败诉的，财政拨款的鉴定机构应当减免鉴定费用，其他鉴定机构的鉴定费用，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
第二十七条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十五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并附办结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等材料，由法律援助机构验收存档。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结案报告验收后三十日内，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核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实施监督，有权撤换不能履行法律援助责任的人员，并定期对办案质量进行评估。办案情况应当作为律师注册登记和有关工作考评的依据。

第四章　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九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二）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对其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三）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履行以下义务：
（一）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及相关情况，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二）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
（三）经济状况和案件情况发生变化时，如实告知法律援助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二）发现受援人不具备受援条件时，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三）发现受援人不履行义务或者提供虚假证明严重影响法律援助人员办案的，提请法律援助机构中止或者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履行以下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借法律援助索取财物、牟取不正当利益；
（二）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监督，不得擅自拒绝、拖延、中止或者终止法律援助；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关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受援人的隐私；
（四）及时向受援人告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回避的；
（二）法律援助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
（三）法律援助机构未按规定期限或者标准支付办案补贴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有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相关组织未按规定减免费用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收取的费用。
第三十五条　受援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责令其支付应当承担的法律服务费用。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8年 10月1 日起施行。

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有关条款　　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效率

作者单位： 江西省吉水法院 曾建莉


（一）效率与司法效率的含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意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因此，如果工作是计时的，则在每个时间单元里完成的工作件数越多越有效率；如果是计件的，则完成每件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少越有效率（2）。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提示了在时间投入和数量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把它运用于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是：在单位时间里裁判的案件越多，或者裁判每个案件所用的时间越少，表明效率越高，反之说明效率低。
不过，对效率的常识性理解尽管简明直观，却不够准确，从而容易让人起疑，从根本上说，效率确实涉及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关系，但是，投入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包括人力，物力，才力等各种费用的 投入，产出也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优劣高低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费用的因素以及质量的因素纳入效率思考的范围，则会出现一种复杂的图象，即时间短、数量多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效率高。实际情况可能是，时间花得虽少，费用却很大；数量虽然可观，质量却一塌糊涂，因而同样没有效率可言。将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引入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对以下几种情况都可以视为正效率的表现：
(1)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2)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3)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4)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司法效率的情况，是在法院既定资源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说的，是法院通过内部改革、挖潜来实现的，从中国的实际和今后的发展看，法院无疑应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投入。只有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即使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也不得不考虑司法的效率问题，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问题。
（二）追求有效率的司法公正
公正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体现。“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句古老的名谚充分说明诉讼效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曼·罗兰曾说：“如果你有一根手指夹到法庭这个鬼机关里去了，那就连胳膊也要再见啦！赶快砍掉胳膊，不要迟疑，要是你不想整个身体都陷进去的话（3）。” 传统司法的恐怖有一半来自诉讼的久拖不决。列宁曾经这样批评司法中的官僚主义：案件的久拖不决，实质上是使貌似公正的判决变成一场骗局（4）。 诉讼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得到惩处，使争议得到解决，如果诉讼不讲求速度和有效性，必将使犯罪得到放纵、使社会发展陷于停顿，这将从根本上背离诉讼的目的。在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不变的前提下，诉讼效率与程序繁简、审限长短、诉讼期间、审判方式、法官敬业精神等均有密切关系，通过精心设计程序可以在其他要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效率。
　　同时，公正的程序还必须符合效益原则。效益是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具体到程序法中，效益原则要求以最少的诉讼成本，实现最大的诉讼收益或效果。国家设立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调处矛盾、解决纠纷，虽非交易行为，但尽量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仍然可以适用。诉讼周期、诉讼费用、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率等等，事关诉讼成本，都可能影响诉讼效益；而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公正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对纠纷的预防和抑制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它们之于国计民生，地位之重要远甚金钱，这些加上通过“定分止争”带来社会资源的加速流转和最大利用、通过诉讼挽回的经济损失，构成诉讼产出，应当在诉讼中谋求最大值。公正的程序应该同时是投入少而产出高的程序。
我国目前在程序公正和效率建设上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笔者认为原因在于：１、公正是比效率更重要的价值。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２、相对来说，我国更欠缺程序公正的观念。
（三）培育现代司法理念，提高司法效率
1、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加强法官队伍思想政治建设
只有对法官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法官才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法院领导和全体法官要继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着力在解决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上下功夫，牢固树立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为民执法的观念，确保在审判活动中，依法正确的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公正高效地审判好每一起案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2、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
因为法官只有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在办案过程中，才能严守审限规定或在审限内有能力缩短诉讼周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公正有效地审结每一起案件。所以要大力加强法官的职业化培训，通过学历教育，岗位培训等多种方式，尽快培养一批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相关学科知识丰富、司法业务纯熟、司法技能高超的专家型法官。又因法官的学历教育只是法官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一个初级阶段。一个人纵然受过良好而完整的法学教育，如果没有相当的司法实践经验，那么对于案件事实的分析、证据的判断以及双方当事人或代理律师言词的鉴别等，就不可能做到得心应手，甚至可能出现法庭被当事人或律师所把持，法官被牵着鼻子走的情形。所以，法官在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还应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要苦练基本功，掌握审判案件的技巧，提高驾驭庭审的能力。丰富自己的实践能力。只有具备了业务能力和实践能力完美结合的法官，走进司法正义提高司法效率，才不是一句空话。只有法官整体素质提高了，整个司法体制才能呈现良性循环状态。
　3、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每种职业都有它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从不同侧面影响着社会生活，其职业道德的要求和内涵也不尽相同。从渊源上追溯，法官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源于1701年英国《王位继承法》中“品行良好（good behavior）”这一短语。其影响延续至今，它也是我国《法官法》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品行良好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基础，并衍生出其他具体规范。法官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由其权利、职业、群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权利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5）。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要求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可以实现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总之，为了法官职业的纯洁和尊严，为了维护法官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为了保障司法职责的正常履行，法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法官通过公正的司法活动（完全可以理解为职务中的良好品行）维护社会正义，赢得公众的尊敬；通过良好的个人品行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获取公众的信任，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维护法官职业的信誉，增强司法的公信力。这是法官职业对其职业道德的特殊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标准》，要求法官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公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准则”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道德自律体系。法官职业道德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公正是审判的灵魂和生命，是审判工作全部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

　　4、培养现代司法理念要进一步实现审判方式改革
〈1〉积极探索审判专业化分工，构建在民事审判格局后，根据完善、调整、优化、提高的原则，按涉案法律关系的不同在全院设置专业审判庭，然后在各专业审判庭内按受案类型将庭内审判资源再一次分工细化，设立专门处理某一类或某几类案件的专门合议庭，努力培养专家型法官。
〈2〉大力推行简易案件速裁方式，实行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不断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不得因主观原因拖延办案，造成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3〉继续深化审判长选任制的成果，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继续还权于审判长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主要进行全局性审判工作的指导，原则上不再研究个案的审理，促进审判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最近一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逐步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的力度，去年７月更明确提出了建设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目标，可以说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为此，最高法院相继制定了一些颇有实际意义的举措，全国各级法院也都积极地根据各地情况予以实施。但是，由于体制和司法环境的影响，使相当一部分法官在判案时忽略法律依据或是在案件环境和背景的影响下解释适用法律。但如果每个法官都有明确坚定的职业观念，这种情况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应该使每个法官具备角色意识，明白自己是法官而不是官员，明白自己服从法律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是天职；明白自己的所有司法行为都是代表社会和国家，而不是任何政府或党派。法院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培养教育法官树立明确和坚定的职业观念。

注释：（1）参见李海涛著：《公正与效率》，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2页。
（2）张志铭主编：《用效率阐释公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25页。
（3）参见范愉：《小额诉讼无法逃避公正与效率之实现》。
（4）刘基业主编：《当前审判工作中司法理念的创新》，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页。
（5）参见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