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七十九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七十九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0年10月15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公布，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
（l996年2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0年10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商品交易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经营管理行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开办经营商品交易市场，从事市场内商品交易，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商品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市场），是指有固定商位和相应设施，有多个场内经营者入场经营，独立、公开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
本条例所称市场开办经营者，是指投资建设、经营市场或者受委托经营市场，通过出租市场场地和设施获取租金，从事市场经营、服务和管理，依法代表市场进行民事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本条例所称场内经营者，是指在市场内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品交易的组织和个人。
第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场内商品交易应当遵守商业道德,遵循自愿平等、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依法设立的市场的合法权益和正当交易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市场的场地和设施，不得非法干预市场的经营活动。
场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市场开办经营者不得非法干预场内经营者的正常经营活动。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因市场开办经营者、场内经营者的过错，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市场建设发展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市场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鼓励社会各方采取多种形式兴办各类市场。
第七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的名称登记和监督管理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消防、卫生、商务、税务、质监、物价、食品药监、农牧、环保、文化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市场开办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活跃流通、合理布局的原则，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城镇建设总体规划，编制市场设置建设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市场规划方案，合理确定网点布局、规模和功能；对市场建设进行政策性扶持，指导市场开办经营者完成市场升级改造。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开办市场。
第十条 开办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场地、资金和仓储、冷链等设施、设备；
（二）具备必要的交通、治安、消防、卫生条件；
（三）有相应的服务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四）设立市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开办市场应当进行市场名称登记。市场名称经核准登记后，市场开办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申请办理市场名称登记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市场名称申请书、市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二）土地、房产、设施使用的证明，市场布局平面图；
（三）资金来源证明或者验资证明；
（四）消防部门的批准文件；
（五）市场的组织章程和其他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市场名称登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不予登记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市场名称登记或者开业前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其他审批手续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市场在投入使用前应当依法组织验收。涉及消防安全、卫生、电梯等专项验收的，由审批部门依法组织验收。
第十五条 市场改建、扩建、合并、分立、迁移、歇业、关闭或者改变登记事项的，市场开办经营者应当在作出变动决定或者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开业、变更或者注销登记。
第三章 市场经营管理
第十六条 市场开办经营者经营管理市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依法在核准经营范围内，开展市场招商活动；
（二）履行市场经营管理职责，负责市场保洁和经营设施、卫生设施、安全设施的建设、维护等工作，根据市场经营规模配备安全保卫人员和消防管理人员；
（三）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四）建立场内经营者管理档案；
（五）不得为非法交易提供场地、仓储、运输等设施和条件；对场内经营者违法销售商品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当制止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六）对市场进行委托经营管理的，委托方对受委托方的经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市场开办经营者应当为场内经营者、消费者提供下列服务：
（一）在市场显著位置设立公告公示栏或者电子显示屏，公布市场管理制度、管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市场内商品的价格和商品质量检测等情况；
（二）设置合格的复检计量器具，并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
（三）根据需要，为设立邮政、通讯、金融、保险和运输等服务机构提供条件。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提供检测服务条件。
第十八条 市场开办经营者应当建立消费纠纷先行赔偿制度。
向消费者先行赔偿，应当由市场开办经营者从场内经营者交纳的场地、设施租金和其他相关服务费用中先行垫付。
第十九条 市场开办经营者应当建立场内经营者信用记录制度，每月定期在市场内公布，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市场商品交易
第二十条 场内经营者承租市场商铺或者摊位，应当与市场开办经营者签订书面合同。
第二十一条 场内经营者应当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依法自主经营，有权拒绝乱收费和各种形式的摊派。
第二十二条 场内经营者应当遵守市场经营管理制度，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对场内管理秩序和安全隐患，有权向市场开办经营者提出改进意见和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三条 场内经营者销售商品，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购货销货台账；
（二）对应当检验检疫的商品，按照产品批次向供货商索取检验报告；
（三）以“总代理”、“总经销”、“特约经销”、“厂家直销”等名义进行经营的，持有授权证书或者相关证明材料；
（四）对应当检测的商品，持有检测合格证明；
（五）销售国家实行专卖、专营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持有相关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市场内的商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质量、计量、价格、环保、卫生、安全方面的规定，具有厂名、厂址、合格证等标识。
食品类等商品应当标注生产日期、有效期和保质期。
第二十五条 市场内商品交易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不规范或者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二）强买强卖，欺行霸市，迫使他人接受不合法的交易条件；
（三）垄断货源、囤积商品、相互串通操纵商品价格；
（四）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在商品的质量、性能、规格、技术标准上欺骗消费者；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交易行为。
第二十六条 市场内禁止销售下列物品和商品：
（一）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和过期失效的商品；
（二）毒品、走私物品、赃物和来历不明的物品；
（三）假冒伪劣以及质量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商品；
（四）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农副产品和有毒有害、腐烂变质的食品；
（五）国家实行许可证制度而未取得许可证的商品；
（六）淫秽、封建迷信出版物和其他非法出版物；
（七）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动植物及其制成品；
（八）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其他物品和商品。
第五章 市场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受理消费者投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对市场实行分级管理。市场的具体分级标准由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市场内产品质量、产品标准化、计量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物价管理部门依法对市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性收费、商品经营价格以及商品的明码标价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公安机关负责市场的治安、消防管理，督促市场开办经营者建立健全治安、消防管理制度。
第三十一条 工商、质监、卫生和食品药监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市场巡查制度，对市场商品质量、经营管理和场内交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市场巡查的内容包括：
（一）市场开办经营者和场内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和服务、交易行为；
（二）受理消费者投诉，保护消费者权益；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查处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质监、卫生、食品药监等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市场开办经营者信用记录制度。
信用记录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适时在主要媒体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四条 工商、质监、卫生和食品药监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市场预警管理制度。对市场开办经营者和场内经营者，在市场经营管理和场内经营中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进行警示并限期整改。
第三十五条 警示方式分为口头警示、书面警示、公告警示。当场整改的，予以口头警示；不能当场整改的，予以书面警示；对书面警示后，不予整改的，实施公告警示；对公告警示后未能及时整改，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理。对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检查合格的，解除警示。
第三十六条 工商、安监、公安、农牧、卫生、食品药监、质监和商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市场内重大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突发性事件的市场应急工作预案。
市场开办经营者应当制定市场应急工作预案，及时报告市场内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十七条 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市场内公示本部门投诉举报电话、联系方式等信息，方便群众投诉、举报。
第三十八条 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或者投诉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回复举报投诉人。
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投诉、举报，应当先予受理，并在五日内转送相关部门处理，同时通知举报人或者投诉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市场开办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质监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权限进行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开办市场未进行市场名称登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超出核准经营范围开展市场招商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未履行市场经营管理职责的，由工商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拒绝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未建立场内经营者管理档案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五项规定，为非法交易提供场地、仓储和运输等便利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全部运输、仓储收入，并处违法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未设置或者设置不合格的复检计量器具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建立消费纠纷先行赔偿制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建立场内经营者信用记录制度或者未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场内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五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由若干商品经营者为便于群众生产、生活消费而形成的城乡早市、晚市、摊点区和集市等其他临时性商品交易场所，由工商、城管等部门参照本条例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l996年2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谈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从一件特殊的离婚争养子女纠纷案谈起
【摘 要】本文针对丈夫向妻子隐瞒情况对妻子施行人工授精在离婚时争养人工授精所生女儿的具体案例，分析了人工授精的概念、种类，以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本案的处理中，应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问题，文中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阐释。
【关键词】人工授精 法律地位 最佳利益
目 次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四、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最佳利益原则
五、结 论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基本案情】
滕某(男)与张某(女)于199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前未经健康检查。婚后因张某迟迟未孕，双方经协商共同到有关医院进行生育能力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原因在于男方先天性睾丸发育不良，生育能力极差。嗣后，滕某通过咨询医生并从有关书籍中了解到人工授精可解除无子女的痛苦，但鉴于所在城市目前尚无精子库，加之受经济条件所限，而自行找寻精源以便自行人工授精。滕某设法找到精源后用滴管装着精液以为张某“消炎”为由提供给张某使用，未告诉张某滴管所盛为精液，亦未讲出精液提供者为谁。1994年7月张某生一女孩。2000年秋，张某在一次家庭纠纷中从滕某之姐处得知滕某无生育能力及精液，异常气愤，并因此常与滕某及其家人发生口角，且于2001年正月回娘门居住。2001年2月21日，张某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抚养女儿并合理分割家庭共同财产。
【裁判要旨】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与张某虽已婚多年，但因滕某婚前隐瞒了其有性功能障碍的病史，且在未征得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对张某实施人工授精，生育女儿，严重伤害了张某的自尊心及人格尊严，故双方婚后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对张某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张某要求抚养女儿，因孩子为其亲生女，应当随其生活。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准予张某与滕某离婚，张某之女由张某自行抚养。
一审宣判后，滕某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双方婚前未做婚育检查，上诉人不知道亦不存在婚前隐瞒有性功能障碍病史的事实。女儿系双方合意人工授精生育，具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依法享有抚养女儿的权利。被上诉人张某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离婚后面临重建家庭生育子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条件及看护孩子精力上都不及上诉人有条件，且女儿已有一个融洽的生活学习环境，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抚养孩子不利于孩子的更好成长。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女儿由上诉人抚养生活在一起。
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人工授精未经其同意，所生女儿与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应由被上诉人抚养。原判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市中级法院终审认为，滕某与张某虽结婚多年，但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因人工授精一事张某不能原谅滕某的欺骗行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原判准予双方离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女儿虽系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但毕竟为滕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并且由双方共同抚养多年，应认定与双方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维护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考虑，滕某依法享有对女儿的抚养教育权，亦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但鉴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张某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女儿又未满10周岁，原判确定由张某直接抚养女儿亦无不可，但作为不直接抚养女儿的滕某有负担女儿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的义务，因双方就此不能达成协议，由本院予以酌情判决。二审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第、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婚生女儿与张某共同生活，由张某直接抚养，滕某每月负担抚养费60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止，于每年的12月20日前支付一次。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本案是一起妻子不知情而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离婚时与丈夫争养子女的特殊离婚纠纷案件，案件事实虽比较简单，但较为特殊，且所涉法律问题复杂，主要是涉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人工授精的子女同与其生母共同生活的丈夫是何法律关系等。下面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评析。
(一)人工授精的概念
1、英美法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不是通过性交方式而是通过诸如注射器之类的器械将精液注入妇女的阴道内。①
2、日本法认为，人工授精是不以男女性交而以从男性取出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之受胎。②
3、杨立新认为，人工授精是通过人工的方法而非性交的方法使妇女接受精液而怀胎。③
4、冯建妹认为，人工授精是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注入女方生殖道内，任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以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④
上述四个概念可谓大同小异，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方式方法为人工的和非性交的，只是英美法的定义注重了人工授精的方式与行为过程；日本法和杨立新的定义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结果为受精妇女怀胎；而冯建妹的定义则强调了人工授精系为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笔者认为，作为对一个法律概念进行界定的话，宜先从文义上确定概念的内含，“人工授精”可分为“人工”和“授精”两部分，前者强调了授精的方法为人工的而非男女自然结合的；后者则强调了实施方法的行为(过程)。有时，我们也用“受精”二字，则包含有受孕怀胎的结果之意。推究“人工授精”的目的，受孕怀胎自应为人工授精概念的应有之意。当然，若从生殖技术层面分析，说人工授精为一种以达到妊娠目的的生殖技术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笔者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
(二)人工授精的不同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授精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⑤：
1、由夫的精液而实施的人工授精，即英美法中的同质授精(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该种情况，一般是因夫的性交障碍、精子成活率低等原因，也可能为妻的某些原因，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改变前述受胎不能的客观原因，而使妻怀孕受胎。
2、妻经夫同意，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而实施的人工授精。该情况，多是夫的精液质量不好，精子成活率低，采用收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以增加受孕机会，使妻受胎。
3、妻经夫同意，采用他人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一般是夫的精液难以使妻受孕，或者性交不能而使妻不能受孕，经夫及妻同意，采用异质授精(AID，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方法，使妻子受胎。
4、妻未经夫的同意，自行决定进行人工授精，并且非采用夫的精液，而是采取他人的精液为之，使妻受胎。
5、未婚女子采取人工授精而怀胎。该情况一般是采独身主义的女子，为解决自己热爱孩子的愿望而采取的方法。如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前述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案件中的人工授精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超出了一般预计的情形，常态情况下的人工授精应为夫妇双方协商同意或起码妻一方是知情的，而本案中人工授精时妻却是不知情的，对此原因，一方面可能系作为丈夫的滕某为不伤自尊且担心妻张某思想守旧不接受用他人精液授精而有意隐瞒；另一方面，作为妻的张某几近文盲，自己的姓名也写不了，也就难怪当初丈夫谎称其不能受胎的原因是有“炎症”而轻而易举地让张某“配合”授精而怀孕了。基于此，生活中似又多了一种人工授精的情况，即丈夫知情且同意，而妻子不知情也不能表达同意与否的人工授精。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与法律规定的血亲关系下和拟制血亲关系下的父母子女关系相比，该种子女应处的地位。按照传统的亲属法理论，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两种父母子女关系；另一类是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包括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由于法律上明确规定后一类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前一类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同，故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或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亲，而提供精源者与母并无婚姻关系，故只在母与子女之间存在单边的自然血亲非婚生母子女关系，和父之间没有自然血亲关系。由于父与这种子女之间并未发生收养问题，他们之间不成立养父与养子女的关系。该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关系期间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与该子女的关系又不同于与妻带来的与他人所生子女之间的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所以，不能借助于传统的亲属法理论和法律规定直接确定人工授精情况下父与所生子女之间的关系。⑥
从技术上讲，目前人类已具备使一个孩子有5位父母的可能：精子的捐赠者、卵子的捐赠者、怀孕母亲、抚养孩子的父母。关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特别是亲子关系的认定，已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⑦本文仅针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与其可能父母的亲子关系进行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该复函确认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具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司法实务中在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复函中“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理解与适用上往往存在歧义。这一条件，主要指夫同意（“一致同意”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是从实际行为推定的）进行人工授精。“是否有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情况，似无可能，但不应断然否认这种情况。”⑧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地位（如夫强迫、欺骗等），如采否认态度，则难以解释。在本文前述实例中即出现了夫同意而妻不能表达自己同意与否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该人工授精子女与夫方是否形成亲子关系在认定上是不同的，一审法院认为与夫方不存在亲子关系，理由是，女方受孕分娩的女孩系夫方以外的精液与女方卵子结合受胎而产出，与男方无关。二审法院认识到难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年龄已达7周岁，在上小学，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孕和出生，由夫妻双方所共同抚养，且虑及男方的行为虽有失妥当，对女方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满足生育子女的愿望，且未对女方身体造成明显伤害(怀孕分娩应属正常生理现象，不应视为伤害，但如因未经由正规的献精渠道和严格的医疗程序，精子质量瑕疵造成妇女被染上疾病后甚至终身无法生育，则应为明显伤害)。同时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上须以儿童利益为重，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案例中张某与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女孩，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无论子女随同哪一方生活，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有“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当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的规定，但因本案中的女孩未满十周岁，孩子本人的意见不便考虑。基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而张某又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又无明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事实和行为，考量法院当地一般群众的心理接受力(当地有男孩随父，女孩随母的社会认识，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尽可能地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宽和的生活学习环境，知情的群众也能接受由女方直接抚养孩子，由男方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的结果)和滕某的抚养能力，二审法院改判认定滕某与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有亲子关系，应尽抚养教育女儿的义务，应根据其经济能力承担抚养费。二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最高法院的上述复函适用的条件之一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夫妻关系应当包括经合法登记的婚姻和符合构成条件的事实婚。合法登记婚姻下由夫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自应为婚生子女，与父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系父母双方精、卵结合的结果，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经夫同意，以他人的精液或者以他人的精液和夫的精液混合，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应推定该子女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夫不得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第三人也不得争论其父子关系的不存在，提供精液之人也不得主张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理由是：无论人工授精的精液是否与丈夫的精液混合，只要丈夫同意采用人工授精方法使妻受胎的，就是夫妻双方系以获得共同子女的积极意思所生的子女，应视其为夫对婚生子女否认权的抛弃，不再享有这一权利。从另一方面看，提供精液之人将自己的精液通过医院而提供给他人，亦视为其放弃了自己对该精子所生子女的认领权，自然不得请求认领子女为自己的亲生子女。至于通过非正当渠道提供精液使他人受胎、生产后，对其子女亦无权认领。
在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对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确认其法律地位，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原则上说，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承担父的责任。
1、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的，可适用非婚生子女准正的原则，将该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2、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未结婚的，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应承担父的责任，可以认领。
3、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又离婚的，由于该子女已准正为婚生女子，仍享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以更好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夫死后，妻为给夫留下子女而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受胎所生子女，法律难以认其为婚生子女，应以非婚生子女对待，亡夫的父母承认其孙子女地位的，应以收养的方法，使该子女成为亡夫父母的养孙或养孙女。
在妻子不经丈夫同意或假借丈夫的名义而违背丈夫的意愿，利用夫以外的第三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例如利用丈夫外出、在狱中、患不孕症等情况），所生子女是否受婚生子女的推定，同样是不无争议。对此情况，法律应在保护丈夫的生育权和子女的合法权利之间平衡。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人主张丈夫自知婴儿出生之日起的一年内），丈夫应有提出非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权利，通过行使婚生子女否认权，否认孩子为自己的亲生子，不承担父的责任。如果这期间丈夫置之不问，应推定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已为丈夫事实上承认，以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⑨
由于人工生育技术可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未婚女子能否利用生育技术生育？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出生的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否定论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生育技术应仅限于已婚女子；肯定论者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也有权利用生育技术生育自己的孩子。至于孩子的法律地位，应视为非婚生子女。孙国祥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把现阶段的生育技术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⑩笔者同意孙先生的观点，《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强调的是夫妻双方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的生育权。2001年12月29日通过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而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明确规定了妇女的生育权。而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全国首个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未婚女子采用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子女的立法例。对该立法例，吉林省政府法制办的张满良处长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立法应该在尊重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出公平合理。” ⑾全国妇联社会活动处的刘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吉林省‘非婚生育’这项法规的出台虽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毕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非婚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利补充，他基本适用于中国国情。”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生育固然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毕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权利具有相对性，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原则。更何况，如果允许适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通过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却不允许适龄但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男子也有该权利，是否构成对男子生育权的歧视？通过该种方式生育的子女生活成长在单亲家庭中，很难说有利于其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否侵害了该子女选择过完整家庭生活(拥有生物父亲或社会父亲)的权利？因此，针对生育权，相应的社会干涉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