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伟求永磁设备有限公司与上海诗芸贸易有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沪一中知初字第136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号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在商业秘密权利人对被控侵权人发出警告，却又未在合理期限内对其提起诉讼的，被控侵权人在符合条件时可通过向法院对该权利人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以尽快结束侵权纠纷的不确定状态，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基本案情
原告伟求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22日，是一家专业制造、加工永磁设备的公司。被告朱某在伟求公司成立时就到该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但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其报酬的支付方式为每月生活费加年度销售提成。1997年7月26日，被告应某进入伟求公司，从事永磁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指导工作。1999年9、10月前后，伟求公司开发完成了活动极芯架结构的永磁吸盘。该吸盘由台面板、极芯组件、底座和传动装置组成。伟求公司曾将生产的上述吸盘销售给上海机床总公司深圳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
2000年3月7日，被告诗芸公司向被告佳明公司购进型号为1530的永磁吸盘10台，型号为1535的永磁吸盘20台，然后发往深圳公司。在诗芸公司的货运托运单上留有朱某在伟求公司处使用的手机号码。该30台吸盘采用与伟求公司上述吸盘相同的活动极芯架结构。但这批货物在发出之前被伟求公司截留。次日，伟求公司以应某、朱某在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公司的技术、经济资料，在外私自生产、销售公司产品为由，开会对他们进行批评。之后，应某、朱某两人离开伟求公司，分别到佳明公司和诗芸公司工作。
2001年6月8日，伟求公司委托高开机电设备公司从佳明公司购得型号为1530和2040的永磁吸盘各2台。这些吸盘也都采用活动极芯架结构。
后伟求公司以朱某、应某及佳明公司、诗芸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伟求公司为证明应某与佳明公司之间有"接触点"，提供了马某、顾某两位证人。马某在庭审中陈述曾在2000年6月去佳明公司时看到应某在车间指导工人做吸盘。顾某陈述1999年下半年其在佳明公司工作时多次看到应某来指导活动极芯架结构永磁吸盘的技术。应某对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均予以否认，并称自己离开伟求公司后，直到2001年1月才去佳明公司工作。
经查，本案一审诉讼时，市场上也有其他厂家生产、销售活动极芯架结构的永磁吸盘。
另查，1997年7月，伟求公司与应某签订的聘用协议中约定：“乙方（应某）接受甲方（伟求公司）聘请后，具有对产品技术、决策保密的义务。”1999年11月16日，伟求公司与协作方订立的极芯架等吸盘零部件的《加工合同》中约定：“甲方（伟求公司）负责提供加工用图纸壹份，乙方（协作方）对甲方提供的图纸注意保管，并不得对外扩散。在合同结束后将图纸收齐后，归还甲方。”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技术秘密的“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技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这种“秘密性”是相对的，它只要求未被该技术通常涉及的有关范围的人普遍所知或者容易获得。本案中，伟求公司设计的活动极芯架结构的永磁吸盘将极芯组件分为固定极芯组件和活动极芯组件，相比传统吸盘，具有操纵力小、剩磁小的优点，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但伟求公司的该种技术改进主要体现在磁盘的结构上，其使用的原理仍为磁性的基本原理。其同行业厂家的技术人员只要打开其台面板，便可轻而易举地获知伟求公司该项技术的全部要领，于是决定了从伟求公司活动极芯架结构的永磁吸盘面市之日起，其技术对同行业的厂家来说不可能再具有“秘密性”。因而伟求公司的技术不符合技术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要件，不能作为技术秘密得到保护。除深圳公司以外，因伟求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其它其所列的客户曾发生过业务往来，故只能确认深圳公司一家是伟求公司的客户。但又由于诗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某是深圳公司经理饭乙的弟媳，两公司之间原本就有业务往来，故相对诗芸公司来说，伟求公司不可能使深圳公司这一客户成为其经营活动中的秘密信息。因此，伟求公司提出的被告朱某、诗芸公司侵犯其经营秘密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法院判决：伟求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伟求公司负担。
判决后，伟求公司不服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第一，原判决法律文书存在明显差错。原判决遗漏了佳明公司于2001年4月5日申请专利，佳明公司没有进行反向工程的事实；原判决指出了争议事实是“佳明公司生产系争吸盘的技术是否自行开发”，但对此却不表态等。第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马某、顾某的证言不予采信；本案系争技术的产品有其特殊性，即没有专用设备不能打开，非专业生产永磁吸盘的使用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拥有这样的设备。所以本案系争产品的销售不等于本案系争技术公开。第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产品何时面市有误，2000年3月7日以前上诉人的产品未面市，是在2000年5月以后上市的。
针对伟求公司的上诉，上海市高院认为：
相对于传统吸盘，上诉人伟求公司开发的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在性能和工作效果方面有明显提高，故该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信息具有实用性并能够为伟求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上诉人伟求公司对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信息也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在其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上市销售之前，该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信息并“不为公众所知悉”。根据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在上诉人伟求公司自己上市销售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之前，其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但在伟求公司自己上市销售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之后，其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信息就不可能再成为商业秘密。因此，在上诉人伟求公司的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上市销售后，不可能存在针对其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信息的商业秘密侵权行为。
被上诉人佳明公司生产的并于2000年3月7日由上诉人伟求公司截留的30台永磁吸盘采用的是与上诉人永磁吸盘相同的活动极芯架结构。因此，上诉人伟求公司的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上市销售之前，其商业秘密是否被侵犯的关键在于2000年3月7日之前被上诉人应某是否将上诉人伟求公司的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信息披露给被上诉人佳明公司，佳明公司据此生产出了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2000年3月7日以前，被上诉人应某仍在上诉人伟求公司工作，只有证人顾某的证言陈述其在1999年下半年多次看到应某在佳明公司指导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但由于证人顾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且应某对该证人证言予以否认，故难以认定在2000年3月7日以前，被上诉人应某将上诉人伟求公司的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技术信息披露给了被上诉人佳明公司。因此，在上诉人伟求公司的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上市销售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其商业秘密被侵犯。
由于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并不经过实质审查，且被上诉人佳明公司专利申请日在其产品被截留之后，故佳明公司拥有实用新型专利的事实对本案相关问题的认定并无关联性。对于上诉人伟求公司自己上市销售其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之后的情形，由于其主张的商业秘密已经不存在，对“佳明公司生产系争吸盘的技术是否自行开发”以及“佳明公司是否进行了反向工程”的事实均无必要再做出认定；而对于上诉人伟求公司自己上市销售其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之前的情形，由于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应某将技术信息披露给了被上诉人佳明公司，故也无需再对“佳明公司生产系争吸盘的技术是否自行开发”以及“佳明公司是否进行了反向工程”的事实作出认定。故上诉人伟求公司所述原判决没有提及佳明公司申请专利的事实、没有确认“佳明公司生产系争吸盘的技术是否自行开发”以及“佳明公司是否进行了反向工程”等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需要确认的是在2000年3月7日前，被上诉人应某与被上诉人佳明公司是否有接触。但对于这点，只有证人顾某的证言陈述应某与佳明公司有接触。故法院对此证言不予采信是正确的。而证人马某的证言与2000年3月7日以前应某与佳明公司是否有接触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故一审判决对两位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是正确的。
关于上诉人所称原审法院认定其产品何时面市有误的问题。即使如上诉人伟求公司所主张其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是2000年5月以后上市销售的，但具有相同活动极芯架结构的被上诉人佳明公司所生产的永磁吸盘产品是在2000年3月7日被截留的，因此，为确认上诉人伟求公司的商业秘密是否被侵犯，需要确定的是2000年3月7日以前，被上诉人应某与被上诉人佳明公司是否有接触的事实。况且，上诉人伟求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活动极芯架永磁吸盘产品是2000年5月以后上市销售的。故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在之前的案例中，我们所探讨的一直是商业秘密权利人在遭受侵权时如何应对的问题，但“被控侵权人”在遭受所谓的“权利人”以侵权为理由的各项包括警告之类的骚扰，却不予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时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呢？借着本案，我们来探讨一下关于确认不侵权诉讼的问题。
2008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部分增加了确认不侵权纠纷这一新的案由。从法理上讲，所谓的确认不侵权诉讼是指知识产权人针对特定主体在发出侵权警告又未在合理期限内依法提起诉讼，被控侵权人（被警告人）可以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以维护自己利益的诉讼。
从之前的法院判例中可以看出，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须满足以下条件，具体来说：
（一）被告发出侵权警告，而被控侵权人（原告）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侵权。有时被告发出警告函是出于恶意的滥用权利，干扰原告的合法行为，具体行为可包括被告向原告发送警告函，要求原告停止侵权行为或要求原告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被告向原告的合作伙伴发送警告函，声称原告的行为涉嫌侵权，或在媒体上刊登声明；法院或有关行政机关在接到被告的申请或举报后，对原告发布了诉前禁令或对原告进行了调查处理等等。
（二）原告的利益已经或者将来可能受到损害。由于被告发出的警告等行为，影响了原告正常的生产、销售业务，致使原告现实利益的减损；或由于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的客户丧失并对其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可能使原告未来经济利益受有损害。
（三）原告提起的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基本的立案条件。只有在原告提起的诉讼满足立案的基本条件时，包括：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法院才可能接受并正式立案。
（四）不适用于原告向被告主张侵权责任的情况，通常，仅是原告提出的具有否定意义、属于消极的确认之诉。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讨论稿）第六十二条：“……专利权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向他人发出侵犯专利权警告的，被警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专利权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的警告行为侵犯被警告人的其他权利的，被警告人可以一并向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警告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表明“确认不侵权诉讼”中也可以含有给付之诉的内容。
（五）被告在合理的期限内没有提起诉讼或投诉。被告在向原告发出侵权警告后，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对其所称的原告涉嫌侵权的行为提起诉讼或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行政投诉，会致使原告是否侵权处于一种未决状态，使原告的声誉及产品生产、销售等都遭受不利影响。因此，此时原告可采取主动的方式，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
由于商业秘密也属于知识产权，因而在商业秘密权利人对被控侵权人发出警告，却又未在合理期限内对其提起诉讼的，被控侵权人在符合条件时亦可向该权利人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以尽快结束侵权纠纷的不确定状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诉讼过程中，被控侵权人（原告）应请求法院确认其使用的信息并不侵犯权利人（被告）的商业秘密，但同时，原告需要对其所使用的信息不同于被告的商业秘密信息承担举证责任。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关于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闵涛


　　一、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进程
　　
　　1979年《刑法》将贪污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则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解释，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为从事公务的人员。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将贪污罪的主体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贪污罪主体呈扩大的趋势。实务部门甚至把一些经手公共财物的劳务人员，如公共汽车售票员，也纳入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这就严重违背了贪污罪的立法宗旨。1997年《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对贪污罪的主体作了新的规定，即将贪污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依照《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贪污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这一变化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的国情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的问题
　　
　　何谓国家机关?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包括各级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但与我国宪法相对应的概念只有国家机构而没有国家机关。实践中，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贪污罪的主体争议最大的是有关党或者政协的机关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有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根据宪法的规定，党派机关不属于国家机关，因此，只能认定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准国家工作人员，而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肯定说认为，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协是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和政协的各级机关均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并且上述人员均填写过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履历表，因此，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们认为，肯定说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不足。对于这些机关是否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协处于参政议政地位，其所从事的活动应当视为具有公共事务的管理性质，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可以认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应作必要限制：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党务人员和政协人员是指对党和政协的事务进行整体性、全面性管理的工作人员，而非所有党组织的成员或者所有党员、政协委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中争议较大的另一个问题是，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认为，各级人大代表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其行为并不是公务行为。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权力机关，但是其组成人员即个别的人大代表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人大代表利用其特殊身份构成其他罪，仍不能笼统地将人大代表一律理解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由于居委会、村委会不属于国家机关，因此，其中的工作人员并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此，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均无争议，但对这些基层组织的人员是否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很大争议。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否定说认为，上述人员不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其理由是：居委会、村委会并非一级政权组织，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它们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其工作人员当然不应列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权利义务不平等，上述人员无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如工资、离退休、劳保、医保等(居委会成员的有关待遇是其以前的待遇)；不符合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国家公务的特征，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并不属于公务活动；国家财政不负责其活动经费，其财产也不是国家财产。肯定说认为，上述主体可以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构成贪污罪。区别对待说认为，上述主体有时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有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主张应根据他们的工作性质来具体分析和认定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我们认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居委会、村委会的集体性事务，还协助行政机关代行部分行政事务，但不能简单地判断其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成员如果从事的仅仅是集体中的事务，如管理集体财产，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如果受国家行政机关委托，代替国家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就应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但在何种情况下，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4月29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2款的解释》作了如下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只有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才能以政府名义参与组织、监督、领导、管理和人民群众利益以及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国家事务和政府事务，其工作才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组织、管理职能。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人员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有关贪污罪的规定。
　　
　　四、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对于村民小组长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中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2款的立法解释是否适用于村民小组长，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肯定说认为，村民小组长应视为“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其理由是：构成贪污罪主体的基本条件是在公共组织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这里公共组织是指所从事的事务和所管理的财物均具有公共性质的组织，它有别于所管理的财物系私有或属于共有的一个组织或者合伙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下设的村民组织。它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农村事务的一个管理层次，是公共组织。因此，如村民小组承担了村民公共财物的管理工作，负责该公共财物管理的人员(包括村民小组中的出纳、会计等财务人员及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村民小组长等人员)应视为“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否定说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18日制发的《关于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1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因此，村民小组组长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中“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视为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而构成贪污罪主体。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不足之处，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是正确的，但不能据此认为村民小组组长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村委会有下设机构和人员，具体承担自治责任，但协助人民政府从事部分行政管理工作时，村委会可能将部分工作直接交给村民小组等下设组织来具体完成，如救济款的发放、计划生育管理等，这些行政事务又与村委会集体日常管理的自治事务不同，村民小组长被赋予这些职能时，他和村委会、居委会成员一样，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五、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中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其被委派到非国有单位去从事公务时，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并没有改变，仍然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身份，这些人员如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盗取公共财产的，构成贪污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团体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要将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否则，不应当将他们视为贪污罪主体。
　　上述两种观点，比较而言第一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说理不够全面。要想弄清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中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主体，关键要弄清楚人民团体的性质。人民团体是否属于国有，是认定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前提。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也只能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来执行。但《刑法》第九十三条没有对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的人员是否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规定，实践中，应当如何认定?我们认为，人民团体委派到上述单位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主要看人民团体是否列入国家财政拨款并相应地接受其国家主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这个标准，凡享有财政拨款并相应地接受其国家主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其委派人员即可成为贪污罪主体。
　　
　　六、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对于该条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外的另一类主体，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均存在着争论。有的认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选举或者任命产生，从事某项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包括农村村民委员会，城镇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款规定的“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本不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是出于惩治贪污犯罪的需要才将这类人员列为贪污罪的主体。他们虽然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但能否成为只能由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犯罪主体，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的主体，还必须由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作出特别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款的规定，委托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但这些单位内部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地对外进行经济活动的组织机构及下属生产经营单位，能否成为“委托主体”呢?有的认为，它们也可以成为合法的“委托主体”，甚至包括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它们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也应视为合法的“委托主体”。我们认为，上述单位的内部组织机构及下属部门或单位并不拥有对国有财产的所有权。接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必须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直接委托，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接受国有独资公司以外含有国有资产的其他公司的委托，也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款规定的委托主体。
　　由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形式多样，有的是承包经营，有的是租赁经营管理。实践中对劳务型承包中的承包人在生产经营中，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发包企业交付其经营的固定资产、运转资金等国有财产，是否构成贪污罪，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对劳务型承包，因承包人从事的是具体劳务，而非管理、经营活动，其侵吞国有财产的，不能以贪污论。有的认为，劳务型承包中的承包人应构成贪污罪。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比较而言，第一种观点是可取的。劳务型承包中承包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侵吞发包企业的国有财产，不以贪污罪论处较为妥善。因为劳务型承包中的承包人经营国有财产是一种生产过程，而不是管理活动，他们对其经手的财产并不具有管理、处分权，他们履行合同的过程就是从事劳务的过程，因此，劳务型承包人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这类承包人构成犯罪的应以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处理。
　　
　　七、贪污罪主体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关于贪污罪主体的共同犯罪问题，立法和司法都有过不同的规定。相对而言，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教唆或者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实行贪污罪，从而构成教唆犯或者帮助的从犯。但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作为实行犯而一起构成贪污罪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实行者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实行犯处理，还是作为贪污罪的主犯处理，或是作为贪污罪的教唆犯、组织犯或者从犯处理，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肯定说认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任何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构成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因此，上述情形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作为贪污罪的主犯(主要实行犯)论处。而否定说认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和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身份犯罪，不可能构成该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因此，上述所指的“以共犯论处”只能指以组织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而不包括共同实行犯，因此，不能作为主要实行犯以主犯论处。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都有一定缺陷，论者只看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之间形式上的一致性，而没有看到两者本质上的差别。我们认为，只要有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参与，并利用了他们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或者国有财物的，不论谁是主犯、从犯，也不论谁是行为犯。都应以贪污罪共犯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