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控权

陇夫

　 近年来，在我国要不要建立沉默权制度的争论不断见诸有关报章杂志。在本文中，我无意介入该问题的争论，只是想说明，沉默权制度的设定与否，不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能否得到制度保障的问题（当然，这很重要），而且涉及更深层次意义的国家权力控制。如果把沉默权的设置仅仅限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的重要性，但还不能足以说明设置它的必要。特别是在中国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将沉默权视为对“坏人”的权利保护。因此，为说明设立沉默权之必要，需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确证设立它的理由。

　 可以肯定，论证沉默权制度设定的必要，首要原因当然在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为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而设定沉默权，不仅取决于我们已知的人性———任何人都不愿意作有害于自己的陈述，因此，哪怕是国家有权机关也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作有害于自己的陈述，即使事实已经表明犯罪嫌疑人员具备一切犯罪之构成要件。但当我们论证到这里时，已经蕴含着一个基本的道理：对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设定与保护，就是对国家权力的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不强迫犯罪嫌疑人作有害于自己的陈述，就意味着国家没有权力要求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他们保持沉默时，就不能说人家“死猪不怕开水烫”，并在量刑时作为“加重”或“从重”的情节。

　 自从近代以来，人类虽然没有放弃利用国家权力来组织社会、构成秩序、造福民众，但以往历史上权力作恶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痛楚，使人们对权力的提防与对它的利用同样重视。人们深深认识到权力为祸所带来的灾难、悲剧和痛苦，远胜于个人犯罪。于是，在权力能够出没的任何道口，制度设计者们都精心地、理智地加设了坚固的控权闸门。其中最重要的控权式之一就是唤醒公民对于权利的自治、自重和自持，就是通过人们“认真地对待权利”以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因为权利与权力间在量上是反比关系。于是，无罪推定、沉默权———不得强迫被告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就构成了一种在司法活动中利用公民权利控制国家权力的坚强而有效的防线。

　 显然，这种制度设置及其观念，是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制

　 度设置及其观念背道而驰的。虽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的原则已跃然纸上，但有关它的观念及其配套制度还告阙如。法律规定和法律实践呈现为难以粘连的两张皮。其结果是不仅损害司法工作者的形象，而且损害整个法制的信誉。

　 这样讲，当然无意否定我们的司法工作者的辛劳，并且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他们的辛劳。因为此种辛劳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观念的当然产物，是一种既存的事实。但无需回避的是：我们也不难发现重视口供、否定沉默权的缺席及观念具有种种缺陷：

　 其一、容易助长司法者的惰性，遏制司法者素质的成长。作为解决两造纠纷之第三者，司法者素质需远远高于其他社会主体，这是现代法治对司法者的基本要求。这种素质首要地体现为司法者获知案件事实的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和应变能力。如果司法者非要通过嫌疑人的口供才能确定案件事实，这虽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预期效果，但它也是以可能导致错案的高风险为代价的。同时，对当事人口供的过分依赖，使司法者不论采取何种措施，只要能使嫌疑人开口说话，便万事大吉。从而司法者往往不是用智慧办案，而是用武力恐吓等简单粗糙的方式办案。对“沉默权”的否定，就是对司法者无能的肯定。这样一来，司法者在社会主体的心目中不是温文尔雅，以理服人的文化人，而是粗鲁暴躁、以力服人的一介武夫。可见，虽然沉默权可能节省某种经济的成本，但也可能浪费难以数计的社会成本。

　 其二、容易导致枉纵现象。“不枉不纵”，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司法效果的期望。作为期望，它的美好自不必言。但美好理想需合适工具来兑现。否则，只能导致借美好理想的“道德专制”。可以说，“不枉不纵”只是对司法者的一种道德期望，它在制度上的安排只能是当“罪疑”之时，既不实行“无罪推定”，也不实行“有罪推定”。这看上去确实中庸客观，但实行起来只能是要么枉、要么纵，而我们期望的“不枉不纵”也许会烟消云散。然而，否定了沉默权，未必能实现预想的“不枉不纵”。因为在“猎手”的素质止步不前的情形下，“狡猾的狐狸”往往能以花言巧语骗过猎手。

　 其三、更重要的是它容易放纵权力，使人们对权力失去起码的信任。近世以来，人类把法制建设的重点投向对权力的法律控制———从而有所谓法治，这是因为人们深刻认识到了权力为恶的事实。权力应当是道义的化身，但它并不总是道义的化身。相反，如果没有必要的法律控制，它往往借助道义为恶。对沉默权的剥夺，事实上是对国家公权力的放纵。因为只有公权力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剥夺嫌疑人的沉默权。于是，刑讯逼供、罪疑存有、粗暴武断等等就在所难免。在此情形下，要人们信任权力，并继续把权力当作道义的化身，显然是勉为其难。然而，人类要有序地生存，就一刻也不能缺少权力。放逐权力的无政府主义，同权力给人们安排一切的政府万能主义一样，虽然不乏理想，但毫无有利可言。这样，否定沉默权—权力放纵—权力失信—社会无序—强化权力，就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恶循环”。

　 由重视口供、否定沉默权所带来的这些缺陷，再反思沉默权设定的必要性，似乎可以顺理成章了。不过，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沉默权的设定，需与控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关联。因为这样，才有可能使人们拂去对沉默权需以昂贵费用为代价的恐惧；才能痛下决心，改变司法者素质普遍低下的境况；才能防患未然，革去权力为恶的制度基石。

　 末了，还不得不画蛇添足的是：上面的论述，绝不是主张国家应轻视对社会犯罪现象的必要惩治，更不是为社会犯罪现象进行任何意义的辩护和开脱。我所要表达的只是：只有当国家权力没有作恶的条件时，它才有资格更好地惩治罪恶；而沉默权的设定，有利于清洁权力内部的肮脏，降低权力为恶的可能，从而更好地实现权力的应有职能。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关于违反证券管理规定行政处分试行办法
厦门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确保我市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和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加强监督，防止和处分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根据《厦门市组建股份有限公司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营企事业单位及其管理人员、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工作人员在证券发行、交易和管理等活动过程中，违反《试行办法》应受到惩处的行为。
第三条 在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准买卖股票；其配偶参与买卖股票的，县处级工作人员应报市监察局备案；其他工作人员报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监察或人事部门备案。
第四条 与股票审批、发行、交易和管理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从事投机买卖等，购买股票者应向所在单位申报登记，并报市监察局备案。
第五条 利用职权优先买卖、内部买卖及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买卖证券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至撤职处分。
第六条 在证券发行、交易中，采取欺诈、舞弊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牟取私利的，给予记大过至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留用察看或者开除公职处分。
第七条 与证券发行、交易、管理及审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泄露足以影响股市行情波动的内部情况，不得利用内幕消息从股票交易中谋取私利，违者，给予记大过至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留用察看或者开除公职处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公款为私人购买股票；但企业单位使用福利基金购买的股票不得分给个人。对违反此规定的个人或法人代表，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至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留用察看或者开除公职处分。
第九条 股份公司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制作或者审核向社会公开的财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其他参考资料或者报告材料时，故意弄虚作假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至撤职处分。
第十条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赠或者以低于市价购买股票的；企事业单位向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赠与或者以低于市价销给股票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和主管人员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至撤职处分。
第十一条 股票特许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手续费或者谋取其他私利的，给予记大过至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至开除公职处分。
第十二条 其他违反《试行办法》应受到惩处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应受到惩处的行为，可以附加适用没收非法所得。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需要依照工商、税务、金融管理法规处罚的，移送工商、税务、金融管理机关处理；需要给予党纪处分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监察局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