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从赵作海案谈起

肖虹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的概念、内容、方法和必要性，以期促进刑事法官将“被动认证”的理念转变为“能动认证”，减少刑事冤假错案件的发生。主要内容：对“赵作海案”发生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刑事法官认证的极度被动性是导致诸如“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诉讼不要求还原案件的客观事实，但刑事法官必须以“确实、充分的证据”、“没有疑点的定案证据”和“清楚的案件事实”为定罪的前提和基础；刑事诉讼必须排除非法证据，并且坚持“非法的证据从无”、“缺陷的证据从无”、“矛盾的证据从无”和“不能得出唯一结论的证据从无”，方可保证“疑罪从无”；对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取得并提交的证据，刑事法官内心应当保持怀疑的态度，采取各种能动的方法找出前列应当排除的证据；刑事法官还应当保持内心独立，在刑事证据的认证和事实的认定上采取各种能动的方法排除非法干扰。
（正文7052字，内容提要380字，注释59字。）

　　一、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概念
　　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是指在法院受理案件后至作出判决前，法官减少或摈弃被动认定证据的传统方式，采取各种外在的、积极的措施来审查判断证据法律效力的有无和证明力的大小，最终为查明案件事实奠定基础。
　　大多数人认为：刑事法官只会“坐堂问案”，并且，对刑事案件的认证只能采取消极中立的形式。但笔者认为,采取消极方式和积极方式均可保持中立和实现中立：以消极方式实现中立，如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等；以积极方式实现中立，如法官应当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述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均应给予公平的关注，法官应当听取双方的论据、证据以及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参与程序的机会等。笔者认为，刑事法官积极能动地审查和判断证据远远不止于此：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义务，他能够在控辩双方参与的庭审中主动地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或讯问，在必须恪守“无诉即无裁判”的原则下，即使“当事人所不主张的事实，所不声明调查的证据或所不争执的待证事项，法官仍必须为事实真相而发动职权调查”①。
　　二、问题的提出　
　　案件回放：赵作海，男，1952年出生，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因赵作海与同村人赵振晌共同与一妇女相好，于1997年10月30日深夜被赵振晌砍了一刀，赵振晌逃离家乡。大约一年半后，因同村赵振晌失踪，有人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使真正的受害人赵作海被刑事拘留，被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同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一具无头尸，让受害人成为杀人犯；而被害人的突然“复活”，又让蒙冤十一年的“杀人犯”冤情得雪。被称为“河南版佘祥林案”的赵作海案，让全国人民的眼球都聚集在了河南这位农民的身上，也让法律人不得不反思：我们的刑事法官在认证上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看到，赵作海案件的处理过程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既有办案民警是否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等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延伸出刑事证据的可采性、关联性、证明力以及证明标准等证据问题。但是，该案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证据采信的问题，确切的说是法官在认证上是否能动的问题。
　　三、分析问题：刑事法官在认证上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
　　赵作海案曝露了我国刑事诉讼在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从法学理论的普遍认识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而大多数刑事案件在实际操作上，三机关是流水线作业的，配合有余、制约不足，而且很多法官在办理案件时都陷入了“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尽管我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不受其他机关和个人非法干涉，但是在实践中法官独立办案却举步维艰。在本案中，当地政法委在三机关办理该案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已被检察院退回的案件，在2002年8、9月份开展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的活动中，由公安机关提交了商丘市政法委研究。经过会议集体研究，结论是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而且要求在20天内起诉。既然政法委已经形成结论，接下来的起诉、判决显得“顺理成章”。如果没有政法委的组织协调，该案不可能起诉到法院。这里的所谓“协调”，实际上就是一种组织压力，极大地干扰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使法官审理案件时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二）司法理念层面的问题
　　首先，“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是造成这起冤案的元凶，而有罪推定的必然结果是刑讯逼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无罪推定”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规定于法律之中。而在的我国司法实践中，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维”：公安机关想办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去破案更是铁的规律，以口供为中心，通过口供再寻找其他证据是很多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不二法门；公安机关通过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就能够地将案件“拿下”，然后，通过检察院起诉，很自然的就到了法院，法官一般也不深究，甚至毫不怀疑和过问移送来的证据是如何形成的，也顺理成章地“有罪推定”。
　　其次，“疑罪从有”的法律推理模式是造成这起冤案的帮凶。我国的刑事法律与很多国家一样，都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这起案件体现的却是“疑罪从有”，只是量刑从轻。由于证据不确实、充分，赵作海被司法机关以故意杀人定罪，却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司法实践中，杀人并肢解，情节恶劣，依法应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赵作海仅被判了死缓，根本原因是该案的重要证据存有疑点。这种操作就是明显的“疑罪从轻”和“留有余地的判决”，是我国刑事法官在罪之有无中，开辟的第三条路线，为我国独有的、极为极为普遍的做法。
　　（三）实践层面的问题
　　定罪量刑是以“事实”为根据还是以“证据”为根据？这是在刑事诉讼的认证过程中让法官很费解的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人们对该原则存在片面理解，认为其中的“事实”为客观事实。其实不然，一方面，客观事实由于发生在过去，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其不可能重演，其本身即是待证事实，是需要运用证据来加以证明的；另外一方面，“客观真实”永远虽然是办案所力图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它或许能够在某些案件中，或者在某些案件的个别证明对象中得以实现，但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说，它只能是可望而不及的目标。比如，案件事实的发生就像一个花瓶被打碎，而证据就是这个花瓶散落满地的碎片，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是难以找到所有的碎片，即使找到了所有的碎片，你也难以重新拼接成先前一模一样的完好花瓶，凭借这些事实的碎片重构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
　　因此，“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或者说是以证据证明了的事实，“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为根据”。“认定事实应当依照证据”,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及日本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作出了这样的规定②。证据是办案的关键，是衡量办案好坏的标尺。证据数量的多寡、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和证据的合法、真实与否，直接决定着办案的效果。
　　作为定案的证据，要做到确实、充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证据不充分的，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退回补充侦查。对于经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当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人民法院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我国的法律不允许“疑罪从有”和“疑罪从轻”，而是遵从“疑罪从无”的原则，这是司法文明、民主和正义的表现，也反映了科学的刑事诉讼规律。
　　所以，“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合法有效、客观真实和相关的证据作为证明法律事实的根据。如果片面地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客观的案件事实为依据，那就不存在侦查阶段的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起诉阶段的存疑不起诉，审判阶段的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了。同样，如果片面地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客观的案件事实为依据，那么就难以查清这种事实，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难以定罪。过去我们常说，办理刑事案件既要“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要“决不放纵一个坏人”。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细致地审查案件，“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决不放纵一个坏人”却很难办到。
　　四、解决问题初探
　　为防止类似悲剧再现，确保死刑案件质量，按照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颁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确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统一了全国死刑案件的证据适用标准，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其次，它可以有效地提高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进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死刑案件是人命关天的事，一旦适用错误，就无法纠正，并给无辜而又无价的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最后，它涉及到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司法环节，有利于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强化程序和正确认证的意识。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我国刑事法官被动认证的现状：
　　（一）制度层面
　　1、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言之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按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一律不可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法治国家应当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很多国家，非法证据排除是必须的。众所周知，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因为警方取证程序有瑕疵，导致关键证据不能作为定罪根据，再次体现了“宁可放纵坏人也不冤枉好人”的西方式刑事诉讼理念。这种典型的程序正义，我国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赵作海案”催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诞生，其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其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实体性规则，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规则，主要是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方面。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国家专门机关所追诉的对象。尤其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不仅有可能限制或者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而且还会对其进行专门的调查或采取相关的强制性措施，这些行为适用不当都有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正因如此，才需要通过立法规范和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一方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那些非法取得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得以排除，降低和减轻了他们被非法定罪的风险；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否定了非法取证的行为，有效地遏制了侦查违法现象的发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冤案发生的几率。
　　2、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对于无罪推定的解释是见仁见智，无罪推定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是指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判决有罪之前，推定其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目的的。清代法学家沈家本参与制定的《大清刑事诉讼法草案》时，曾对无罪推定进行过最早的尝试，成为中国无罪推定的肇始。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比如要求嫌疑人“如实供述”，因此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证明自己是否有罪的法律责任，而这种责任承担要求的前提中，已经隐含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认定。被追诉人必须履行如实供述的法律义务，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3、确立“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指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判决被告人无罪。“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是解决疑难案件的原则，更是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疑罪从无原则之要义，不惩罚仅在于犯罪分子，还在于保护公民，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同时，更强调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法院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对 “疑罪从无”原则不应再打折扣。从整个维护国家法制，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来说，全社会都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人权保护理念。有人会担心疑罪从无不利于打击犯罪，而实际上，如果侦查机关在此后发现了新的证据，还可以继续追诉犯罪嫌疑人，树立“疑罪从无”的观念不会造成打击不力的问题。应当承认有些事实就是查不清，人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必然存在差异。谨记：“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
　　4、切实将司法独立原则贯穿于整个司法过程
　　说起司法独立，人们往往认为它意味着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固然不错，但是司法的独立性还应当包括更多的内涵。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预，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司法系统内部相互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是指法官审理案件时，一个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法官保障制度，这是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保障法官无所顾及地捍卫法律，法官的地位及待遇来自法律，不是他的上级。
　　（二）实践层面
　　1、 在庭审过程中，尽管存在着控辩双方举证不利的问题，但从认证的能动性这个基本点出发，法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好举证、质证关：
　　（１）法官要平等保护控辩双方围绕主张的事实充分行使举证权、质证的权利，平等对待控告证据和辩护证据。此项工作，实际上从法院立案后和庭前准备工作时，就已经开始。
　　（２）法官要积极辨析证据与双方所主张事实的关系。目的是，不仅从双方举证、质证中发现证据本身以及证据与证据之间影响认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和疑点，并以此为焦点，引导控辩双方充分举证和相互质证、辩论。所谓“积极”，即不被动地受控辩双方对举证、质证在开庭前准备工作的影响，减少质证、认证的盲目性。
　　（３）法官在指导双方进行质证时，要遵循一定的质证规则。质证不能凭空质疑，每一轮质证应要求质证方运用相关的法律规范、逻辑推理或事实证据等为依据来对抗对方所举的证据，否则，不能产生否定对方证据的后果。对那种质证时仅仅表示否认或怀疑，但提不出相应对抗依据的凭空质疑，即举证不利，法官应指出其质证因无依据而无效，切忌让控辩双方陷入无谓的争辩。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出示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应及时制止并加以引导，而不必进入质证程序，以减少无谓的纠缠。 　
　　2、创造性地总结和运用认证标准，确保既快又准地认证
　　对证据内容的认证一般应同时符合下列“四性”标准：一是客观性标准，即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证据必须是确实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允许主观臆造；二是关联性标准，即证据所欲证明的事实必须与诉讼中应当予以证明的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客观的联系，能够反映一定的案件事实；三是合法性标准，即取证的主体、取证的方式以及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四是实质性标准，即证明力，必须对处理案件有实质性意义。法官除了运用这些原则性认证的标准去衡量证据外，还必须养成及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运用法学逻辑和正确的思维去审查判断证据的司法习惯，做到具体案件作具体分析。只有创造性地总结和运用认证标准，才能达到正确认证的目的。
　　3、灵活操作认证程序和认证方式，提高认证效率
　　一般可遵循以下认证程序：（1）当控辩双方举证并相互质证、辩论后，法官对于双方无异议或者合议庭无疑问的证据，作出肯定式认证，当庭宣布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与该证据相抵触或相反的证据，则当庭作出否定式认证；（2）对于双方中任何一方对证据持不同意见并出示对抗依据，一时难以作出判断，或者双方就同一事实都举出证据而当庭难以鉴别，或者合议庭对证据持不同看法、存在疑问而在当庭无法查清的，则不予当庭认证，待暂时休庭合议后再继续开庭认证，或者宣布休庭，待法庭调查核实后再重新开庭予以认证；（3）对于需要几次开庭才能审结的案件，可以在每次开庭前公布合议庭对上一次开庭时异议证据的认证结果；（4）对于在庭审结束前发现认证有误的，合议庭可以当庭予以纠正。在庭审结束后发现认证有误，或者发现有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已认定证据的，合议庭可再次开庭予以纠正。其次，法官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操作认证方式：一是逐一认证，即对那些案情简单、证据较少的案件采取“一证一质一认”的认证方式，对控辩双方当庭所举证据逐个质证后，逐个予以认证；二是阶段认证，即对那些案情比较复杂，证据较多的案件，对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几个证据，当庭举证、质证后，相对集中予以认定；三是综合认证，即对那些案情复杂，一时难以分别认定的系列证据，待全部证据当庭举证、质证后，最后对全案综合审查判断予以统一认证。在审判实践中，不能只用一种认证方式，应该将三种认证方式灵活并用，因案而异，因证而异。这样，既保证了认证质量，又提高了认证效率。
　　4、重视依法处理审判阶段新充实的证明材料，为解决认证中的疑点提供必要的保证
　　对于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仅仅通过一两次庭审活动，未必能对所有证据完全有把握地正确认定，必要的庭外调查核实，是消除疑点，增强法官内心确信、正确认证并做出裁判的重要职责，控、辩、审三方都必须受到刑诉法规定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制约。
　　5、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
　　一是要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使法官不断强化认证意识；二是要组织经常性的业务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法官掌握和运用法律的专业水平；三是采取观摩规范化庭审和大量审判实践等办法，逐渐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和审查判断证据时的逻辑分析能力；四是规范庭审用语，提高法官在认证时规范表述的能力。
　　6、充分发挥合议庭成员的作用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2月28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2年2月28日公布 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章 生育节制
第四章 优生与节育措施
第五章 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六章 优待与奖励
第七章 处 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依法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具有本省户籍和不具有本省户籍但在本省居住的公民。
第三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提倡和鼓励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和优生、优育，严禁非婚生育和计划外生育。
实行计划生育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的方针，同时依照本条例采取必要的行政、经济措施。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第六条 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同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对下级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有指导、监督的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做好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管理和人员培训工作。
第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都有宣传和执行本条例的义务，并应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设立计划生育管理组织，配备专（兼）职干部。村（牧）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不脱产的计划生育服务员。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有关生育规定和上级人民政府确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制定本辖区的中、长期人口规划和年度人口计划。
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年度人口计划制定并下达生育计划，各基层单位应将年度生育指标落实到人，并予以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把人口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当地人民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分管领导人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规定及时筹集和拨付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所需的经费。

第三章 生育节制
第十二条 公民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后方可生育。按法定婚龄推迟三年以上初婚为晚婚，已婚妇女24周岁以后初育为晚育。
第十三条 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已生育一个子女，经指定医疗单位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单位诊断并经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实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五）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华侨或归侨的；
（六）夫妻一方为初婚或有婚史未生育过，另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的；
（七）夫妻有一方为二等甲级以上残废的。
第十四条 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根据当地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经济条件，有计划地安排生育。
农村的少数民族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
第十五条 牧业区的少数民族牧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第十六条 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农民符合本条例规定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时间须满四年以上，由夫妻双方申请，国家干部和职工经所在单位、城镇居民经街道办事处、农民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发给生育卡片，方可生育
。
夫妻一方为国家干部、职工或城镇居民，一方为农牧民的，生育子女数按女方的职业及其户籍所在地的规定确定。
第十七条 不符合本条例有关规定计划外怀孕的，应中止妊娠。

第四章 优生与节育措施
第十八条 育龄夫妻应接受优生优育指导。禁止任何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单位或个体行医者用医疗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第十九条 患有能造成下一代出现严重遗传疾病的公民禁止生育，已经怀孕的必须中止妊娠，并采取绝育措施。
第二十条 未按排生育的育龄夫妻必须采取避孕节育措施。
第二十一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单位必须具备规定的手术条件，手术人员必须持有《青海省计划生育手术人员合格证》，严格执行《节育手术常规》，确保受术者的健康和安全。
严禁个体开业医生施行节育手术。
第二十二条 接受结扎手术后因子女死亡或严重致残等特殊情况要求恢复生育的，凭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证明，经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施行输卵（精）管复通手术。
第二十三条 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鉴定，确认为节育手术并发症需要治疗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安排治疗。
第二十四条 节育手术、复通输卵（精）管手术和治疗并发症的费用，受术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在所在单位医疗费中开支，是农牧民、城镇个体劳动者和无业居民的，在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开支。
受术者在规定的节育手术假期及并发症住院治疗期间，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奖金照发；是农牧民、城镇个体劳动者和无业居民的，由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减免义务工或给予生活补助。
第二十五条 因施行节育手术而发生的事故，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青海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处理。
因节育手术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受术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由所在单位比照工伤对待。受术者是农牧民、城镇个体劳动者或无业居民，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在生产、生活上给予照顾或资助；有条件的地方，对其配偶或子女，在
集体、乡镇企业中优先录用，或扶持其发展个体经济，有关部门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对符合救济条件的给予社会救济。

第五章 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二十六条 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卫生、交通、建设等部门应密切配合计划生育部门共同做好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二十七条 已婚育龄夫妻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异地居住或从业的，须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验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查验计划生育证明后，应进行登记并出具查验
证明。
现居住地的有关部门核查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查验证明后，方可准予登记暂住户口、租用房屋或摊点、承包工程、签订劳务合同、领取营业执照。对没有计划生育查验证明的不予办理。
第二十八条 暂住人口的生育子女数按其户籍所在地的规定执行。
暂住人口要求生育的，由其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照当地有关规定审批。
暂住人口凭户籍所在地的生育证明，经现居住地的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查核准后，方可在现居住地生育。
第二十九条 未落实节育措施和计划外怀孕的暂住已婚育龄人口，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有关部门应令其就地落实节育措施或补救措施。节育手术费用，有用工单位的，由用工单位负担；无用工单位的，先由本人支付，凭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证明，由本人在其户籍
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报销。
第三十条 暂住人口的用工单位、居住单位和当地的居民委员会、村（牧）民委员会负责对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进行管理。其他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计划生育部门做好暂住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责任，不得为计划外生育的人提供躲避场所。

第六章 优待与奖励
第三十一条 晚婚、晚育享受下列待遇：
（一）男女双方都晚婚的，各增加婚假15天。一方晚婚，另一方再婚或初婚但未达到晚婚年龄的，只给晚婚的一方增加婚假；
（二）妇女晚育的增加产假15天。
第三十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双方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证明，经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查，发给《独生子女证》：
（一）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再婚夫妻（含一方再婚，一方初婚）只生育过一个子女不再生育的；
（三）少数民族或经过批准生育两个子女，夭亡一个后不再生育的；
（四）无子女夫妻合法抱养一个子女后不再生育的。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发给《独生子女证》：
（一）生育两个子女合法送他人一个的；
（二）不孕夫妻合法抱养一个子女后又生育的；
（三）再婚夫妻（含一方再婚，一方初婚）婚前已有一个子女又生育一个的；
（四）夫妻离婚后各带一个子女的；
（五）生育双胞胎或多胞胎的。
第三十四条 持有《独生子女证》的家庭，从领证之月起享受以下优待：
（一）独生子女母亲的产假可以延长到半年，工资照发，不影响其调资、晋级；
（二）每月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7元至14周岁；
（三）独生子女优先入托、入园、入学、就医。家长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对入托入园的报销全部或部分幼托费至7周岁（每月收费15元以下的凭据报销，每月收费超过15元的报销15元，超过部分自理）；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报销学校收取的杂费至14周岁；报销60％的医疗费至
14周岁；
（四）安置就业和招生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独生子女。安排住房时，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家庭；
（五）审批宅基地、调整承包地和口粮田时，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家庭，并适当减免其义务工。
独生子女的父母均在本省，子女在外省寄养的，享受本省待遇。
第三十五条 独生子女的保健费及其它优待开支，夫妻双方都是国家干部、职工的，由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一半（男方上半年，女方下半年）；一方为国家干部或职工、另一方为农牧民、城镇个体劳动者（年人均收入1200元以下）和无业居民的，全部由第一方单位负担。所需经费
，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工福利费内解决，如有困难，可以从单位行政经费或事业费中补充；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在企业福利基金利润留成中解决，确有困难的可经财政部门批准，从企业管理费中支付；夫妻均为农牧民的，从公益金中补充，如有不足可以从计划生育事业费中补充；夫妻均为城
镇个体劳动者（年人均收入在1200元以下）或无业居民的，从计划生育事业费中支付。
第三十六条 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妻丧偶或离婚后，抚养子女的一方继续享受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全部优待；如果再婚，双方子女数合计多于一个，收回《独生子女证》，停止享受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优待，已享受的待遇不再退回。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妻，如符合第十三、十
四条的规定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收回《独生子女证》，停止享受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优待，并退回已享受待遇的全部费用。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农村牧区的养老保险事业，解决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老有所养的问题。
第三十八条 乡（镇、街道）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在职期间享受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岗位津贴，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九条 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部门、单位和个人，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州（市、地）、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章 处 罚
第四十条 计划外怀孕经说服教育仍不中止妊娠的（含暂住人口），一次性征收1000至1500元的计划外怀孕费，已经超生而又计划外怀孕的加倍征收。中止妊娠后，所征收的款额全部退还本人。
第四十一条 对超生、超抱子女的夫妻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从超生、超抱之月起，国家干部和职工分别征收夫妻双方月工资总额的25％，连征7年，由所在单位按月从工资中扣除，或累计一次性征收；夫妻一方为国家干部或职工，另一方为农牧民或城镇个体劳动者、无业居民的，由
干部或职工所在单位按月扣除其工资总额的30％，连征7年，或累计一次性征收，另一方不再征收；夫妻双方均为农牧民或城镇个体劳动者、无业居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按当年当地人均收入的百分之30％至50％征收，连征7年，分期或累计一次性征收。超生、超
抱后再超生、超抱子女的加倍处罚。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和公证，私自收养子女的，按超计划生育处理。
暂住人口计划外生育的，现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和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建设等部门及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累计一次性向其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并可对其注销暂住户口、吊销营业执照或予以辞退。
暂住人口在一地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已受到处理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受到处理。
第四十二条 对超计划生育的夫妻双方，除征收其计划外生育费外，在受罚期间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国家干部、职工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夫妻双方三年内不得提职（提干）、晋升、晋级、评为模范，不得享受奖金。因超生造成生活困难的不予补助。女方怀孕分娩期间的一切医药费和其它费用自理，产后休息不发工资；
（二）城镇无业居民三年内不得招为工人或干部；
（三）农牧民或不脱产的农村干部不得评为模范，因超生造成生活困难的不得享受救济，不得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得招为工人或干部。超生的人口不划给承包地、口粮田和宅基地。
第四十三条 符合生育第二胎的条件但未经批准生育第二胎的，一次性征收300至500元的计划外生育费，不发产假工资，产前检查及生育等费用自理，夫妻双方一年内不得享受奖金。
已领取《独生子女证》又超计划生育的，除按第四十一、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理之外，必须追回过去享受的各项优待的全部费用。
第四十四条 没有依法进行结婚登记生育第一胎或非婚生育第一胎的，一次性征收500至1000元的计划外生育费，生育二胎以上的，加倍征收并按第四十一、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妨害和破坏计划生育行为之一的，由各有关部门视其情节，给予经济处罚、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的；
（二）采取躲避或其它手段不执行计划生育规定和包庇他人计划外生育的；
（三）阻碍计划生育干部履行公务，诽谤、侮辱、殴打、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积极分子及故意毁坏其财产的；
（四）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和生女婴的妇女，遗弃、残害婴幼儿的；
（五）擅自为他人摘取节育环，做假节育手术、出具假疾病诊断证明和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六）挪用、贪污计划生育事业费及有其它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
第四十六条 出现超计划生育的单位不得评为先进单位或文明单位，并根据情节轻重，对其负责人和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人给予罚款、行政处分。
发现超生不做处理，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应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因工作不力造成人口失控的地方，应追究当地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七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组织提出征收意见，报县（市、区）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查决定。本条例规定的罚款由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决定。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分，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其主管部门
决定。
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和计划外怀孕费纳入各地和各单位的计划生育事业费，不得挪作他用。具体使用和管理办法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财政厅共同制定。
罚款一律上缴地方财政。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上级主管机关应在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
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西宁市和各自治州、自治县人民政府、海东行署可以依据本条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措施，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五十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1986年4月17日青海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



1992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