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昆明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的决定


（2002年9月18日昆明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3年3月28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昆明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对《昆明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五条第（一）项中的“冒充”修改为“冒用”；第（二）项修改为“伪造商品的产地、厂名、厂址，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以及无商品厂名、厂址、检验合格证的；”第（三）项中的“许可证编号”修改为“许可证标志”，删去该项中的“‘采用国际标准标志’”几个字；第（四）项修改为“销售过期、失效、变质的商品，或者有使用期限规定但未标注或者未如实标注的；”第（五）项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标准的商品；”第（七）项修改为“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第（九）项修改为“标明的技术指标、采用的产品标准、产品说明、实物样品与相关标准或实际状况明显不符的”。

二、第八条的“检验结论”修改为“检验、鉴定结论”。

三、删去第九条。

四、第十条变为第九条，并删去该条中的第二款。

五、新增一条为第十条，内容为“对未列入国家生产许可证目录的重要产品和涉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实行准产证制度。具体办法由市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六、第十二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者提供场地、设备、技术、资金、发票、证明、原辅材料、包装物、运输工具及其他便利条件。”

七、第十三条修改为“仓储保管者和运输者不得储存、运输假冒伪劣商品，发现假冒伪劣商品时，应当拒绝保管和运输，并向有关部门举报。”

八、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标识或标志。”

九、第十五条修改为“在服务业经营中不得使用假冒伪劣商品。”

十、第十六条修改为“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以抽查方式对商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公布检查结果。”

十一、第十九、二十条合并为第十九条，并修改为“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涉嫌生产、销售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涉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相关者进行询问和调查；

（三）查封或扣押涉嫌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

（四）查封或扣押与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有关的场所、货款、设备、原辅材料、包装物、工具等；

（五）查阅、复制、扣押、封存与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文件和其他资料。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产品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不足三个月的，查封、扣押后的处理不得超过产品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因案情复杂等情况，确需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应当按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各自规定经批准后方可延期，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十二、第二十一条变为第二十条，并将该条的“不得拒绝检查”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该句前的逗号改作句号。

十三、第二十二条变为第二十一条，并将该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十四、第二十三条变为第二十二条，并修改为“本条例第五条第（二）、（三）、（七）项所指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商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四）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以违法销售商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五）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六）、（八）、（九）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十）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分别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生产、销售涉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分别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十五、第二十四条变为第二十三条，该条中的罚款数的阿拉伯数字修改为中文数字。

十六、第二十五条变为第二十四条，并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没收伪造、篡改或者冒用产品质量机构的检验、鉴定结论及其他质量证明，并对直接责任人或主管负责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十七、删去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条。

十八、第二十八条变为第二十五条，并修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条例禁止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而为其提供场地、设备、技术、资金、发票、证明、原辅材料、包装物、运输工具及其他便利条件的，没收其违法收入和提供的原辅材料、包装物，处以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违法收入无法认定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没收其提供的资金、设备，处以违法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违法收入无法认定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十九、第二十九条变为第二十六条，并修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条例禁止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而为其提供储存、运输的，没收违法收入和储存、运输的假冒伪劣商品，处以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二十、第三十条变为第二十七条，并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印制和销售，没收非法承印、销售的违法收入、物品和印刷模具，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十一、新增一条为第二十八条，内容为“服务业的经营者将本条例禁止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责令停止使用；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使用的商品属于本条例禁止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按照违法使用的商品（包括已使用和尚未使用的商品）的货值金额，依照本条例对销售者的处罚规定处罚。”

二十二、第三十一条变为第二十九条，并将该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责令退还抽取的样品；拒不退还的，视情节轻重，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责任单位处以样品货值总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二十三、第三十二条变为第三十条，并修改为“隐匿、转移、变卖、损毁被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封、扣押的物品的，处以被隐匿、转移、变卖、损毁物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二十四、第三十三条变为第三十一条，该条中的“5倍以上10倍以下”修改为“三倍以上五倍以下”。

二十五、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条分别变为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条。

二十六、第三十八条变为第三十六条，并修改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二十七、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条分别变为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例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昆明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附：昆明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2003年修正本）

（1998年7月31日昆明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8年11月27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2年9月18日昆明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昆明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的决定》修正 2003年3月28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保护消费者、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活动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为商品生产、销售提供条件和方便的相关者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生产者是指制作、加工产品或者委托他人制作加工产品以及对制作加工产品进行监制的单位和个人；销售者是指销售商品或者委托他人销售商品的单位和个人；相关者是指为商品生产、销售提供条件和方便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条例由昆明市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县（市）区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条例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

卫生、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密切协作，依法履行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职责。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对举报有功人员，受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的责任

第五条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商品质量负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一）冒用他人注册商标或者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二）伪造商品的产地、厂名、厂址，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以及无商品厂名、厂址、检验合格证明的；

（三）伪造或者冒用许可证标志、名优标志、认证标志、免检标志的；

（四）销售过期、失效、变质的商品，或者有使用期限规定但未标注或者未如实标注的；

（五）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标准的商品；

（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

（七）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

（八）用不合格原材料配制或者用不合格配件组装的；

（九）标明的技术指标、采用的产品标准、产品说明、实物样品与相关标准或实际状况明显不符的；

（十）剧毒、易燃等危险品未标明警示标志的。

第六条 凡国家实行生产（制造）许可证制度的产品，未取得生产（制造）许可证的，生产者不得生产，销售者不得销售。

第七条 禁止传授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

第八条 禁止伪造、篡改或者冒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检验、鉴定结论及其他质量证明。

第九条 生产者必须对产品进行检验，不得为不合格产品签发合格证，或者冒充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签发合格证。不合格产品不得出厂、销售。

第十条 对未列入国家生产许可证目录的重要产品和涉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实行准产证制度。具体办法由市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一条 销售者必须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无检查、检验能力的，尤其对有假冒伪劣嫌疑的商品，应当送法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发现假冒伪劣商品，应当及时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者提供场地、设备、技术、资金、发票、证明、原辅材料、包装物、运输工具及其他便利条件。

第十三条 仓储保管者和运输者不得储存、运输假冒伪劣商品，发现假冒伪劣商品时，应当拒绝保管和运输，并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标识或标志。

对印制注册商标标识、名优标志、认证标志、免检标志或者含上述内容的包装物和铭牌的，承印者应当查验有关证明文件，并建立档案。委托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文件的，承印者不得承印。

第十五条 在服务业经营中不得使用假冒伪劣商品。

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六条 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以抽查方式对商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公布检查结果。

第十七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依法对商品进行抽样检验时，除检验损耗外，应当将抽取的样品退还受检单位。

对同一生产、销售单位的同一商品，在规定检验期限内，各级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级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重复抽样检验。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时，必须两人以上参加，并出示行政执法证；否则，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查处。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正当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十九条 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涉嫌生产、销售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涉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相关者进行询问和调查；

（三）查封或扣押涉嫌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

（四）查封或扣押有根据认为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有关的场所、货款、设备、原辅材料、包装物、工具等；

（五）查阅、复制、扣押、封存与涉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册、文件和其他资料。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产品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不足三个月的，查封、扣押后的处理不得超过产品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因案情复杂等情况，确需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应当按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各自规定经批准后方可延期，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二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应当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样品和有关书证、物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不得隐瞒情况，提供伪证，转移或者毁灭证据。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一）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严禁生产和销售无证产品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第五条第（二）、（三）、（七）项所指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商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四）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以违法销售商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五）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六）、（八）、（九）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十）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分别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生产、销售涉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分别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对传授者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危害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没收伪造、篡改或者冒用产品质量机构的检验、鉴定结论及其他质量证明，并对直接责任人或主管负责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条例禁止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而为其提供场地、设备、技术、资金、发票、证明、原辅材料、包装物、运输工具及其他便利条件的，没收其违法收入和提供的原辅材料、包装物，处以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违法收入无法认定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没收其提供的资金、设备，处以违法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违法收入无法认定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条例禁止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而为其提供储存、运输的，没收违法收入和储存、运输的假冒伪劣商品，处以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印制和销售，没收非法承印、销售的违法收入、物品和印刷模具，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服务业的经营者将本条例禁止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责令停止使用；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使用的商品属于本条例禁止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按照违法使用的商品（包括已使用和尚未使用的商品）的货值金额，依照本条例对销售者的处罚规定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责令退还抽取的样品；拒不退还的，视情节轻重，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责任单位处以样品货值总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隐匿、转移、变卖、损毁被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封、扣押的物品的，处以被隐匿、转移、变卖、损毁物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一条 经查实违法行为人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材料，致使不能确定假冒伪劣商品总量的，按查获的假冒伪劣商品数量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确认假冒伪劣商品总量。

第三十二条 实行罚缴分离的原则，罚没款一律上缴国库。

第三十三条 违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如实提供与查处案件的有关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地、生产者、销售者及其它相关者等情况的；

（二）检举其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者减轻假冒伪劣商品损害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单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视情节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十五条 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行政管理部门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给被检查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行政管理部门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伪造质量检验证明、泄露被检查者正当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支持、纵容、包庇单位或者个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不适用建筑工程，但用于建设工程中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及建筑物内使用的能保持其原有特性和用途的商品，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高军
（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 213001）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体现作者追求自由、平等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学术心路历程的专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法理学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批判法理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的法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患上了严重的“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症，它使法学脱离了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轨道，而只知道从所谓的经典中机械地寻章摘句，最终沦为语录的拼凑和意识形态的打手。法理学研究要取得发展，必须全面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者从投身法理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天起，即对法律教条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首先，作者对作为教条主义法学重要基础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在1987年，作者便写作《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一文，对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向作为教条主义法学基础之一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以生活方式对法律的作用来证明法律产生的基础是多元的。在另一篇《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一文中，作者从正面对主流法理学基本假设提出质疑，批判了法律经济决定论，并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纠偏的思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纠正了长期以来对马恩思想的误读，并指出经济决定论对立法、法律实施和对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发展的负效应。《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一文中，作者还批判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主体选择对法律发展的决定作用，指出，无论是内发型还是外发型法律现代化，法学家均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
其次，作者与教条主义法学的另一个基础——“统治阶级意志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教条主义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核心判断是“统治阶级意志论”，它建立在国家本位、阶级本位之上，将法律当成一种国家、阶级现象，对法律的产生、体系、功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教条地从国家、阶级中求解答，这实际上隐含了一幅等级特权的法律理想，成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严重观念障碍。在《法律——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一文中，作者从分析“法律是什么”这一古老的但却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入手，对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法律理性论和法律意志论争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宏观上对理性论和意志论进行比较，批判了统治阶级意志论。同时，通过对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剖析，指出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一方面讲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说立法者“是表达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认为意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通过以上论述，作者从根源上向实践中“新意志论”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进而认为法律是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对于法律的理性和意志问题，必然涉及到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的关系的命题，在《论法律的强制性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运用历史的、逻辑的、价值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批判了法律强制论，强调指出，在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关系上，法律的正当性高于强制性，只有建立在正当性之上的强制才是法律的强制，否则便是赤裸裸的暴力，正当与否是法律与赤裸裸暴力的分野。
第三，作者还从规范学术批评的视角对法学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针对1990年代中期宪法和法理学界中奉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某些人所掀起的，对不同于传统的学术观点施以政治棍棒的政治批判之风，作者发表《确立学术批评规范》、《坚持实践标准，进一步清除法律教条主义》等论文，提出法学研究中学术批评应当遵循科学的标准，以期推进正常的学术批评，阻止“文革”式批判的蔓延，同时，提出法理学研究必须坚持实践的标准。
二、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刮起了一股势力强劲的法治“本土资源”风。法治“本土资源”说以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为立论基础，其提出迎合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受到官方的追捧，并在年青学子中颇有市场，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观念的混乱。针对这种现象，在对传统法律文化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作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放到人类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认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被动性、恐惧性；实用性、急功近利；重形式、轻精神；重国家，轻个人”等特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内在冲突。《国家与法律的关系——法文化解读》一文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进行法文化的探讨，认为西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导型文化，其特点是法治和人权。而中国的法律文化从进入国家阶段以来就是国家主导型的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色就是人治与权力。在另一篇《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中，作者较早地运用了公私法文化的分类，指出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复兴罗马法的旗号下的私法发展、形成私法精神并进而普及于公法、改造公法、最终形成私法文化的法文化类型嬗变的过程。指出中国发达的公法文化传统，分析了公法文化的现状，提出中国法律现代的目标是完备私法和公法私法化。
其次，作者还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法治社会构建的社会基础。1996年春，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法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次年，作者发表《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一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法律化，就是说，国家应当在社会所确立的法律之下。而国家优位理念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实现法治首先必须确立社会优于国家的理念。针对中国法律国家主义观念盛行的状况，同年发表的《法律国家主义评析》一文从认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上剖析了法律国家主义的危害，指出其所奉行的国家神圣观念颠倒了人与人创造物的关系，使人成了自身创造物的附属品。提出塑造以社会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及法律行为模式的“法律社会主义”。
《吸收古代类法治文化，建设自由法治社会》一文是作者法律文化研究的总结之作。在该文中，针对“法治本土资源”说立论的“地方必知识”基础，作者认为，法治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承认法治的普适性理念和制度，不承认普适性的价值和制度就谈不上法治。同时，作者认为正像一切理解都难免具有片面性一样，将中国社会看作人治社会，将西方主流社会看作法治社会也必然会遗漏掉许多重要的知识。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类法治”的概念，指出中国古代人治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零星的类似和接近于西方法治精神的文化。对于传统类法治文化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的问题主要是偏执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可以作为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缓解剂”，但也就是仅此而已。21世纪不可能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的主流文化只能是西方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又不是纯西方的，而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古代类法治文化给我们的智慧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遭遇，在于从类法治文化的消亡中体悟到太多的东西，所以应当对传统类法治文化加以改造以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用。
三、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从法理角度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与一些所谓的“关在书斋里，一个劲地抽烟猛想”的学者所不同的是，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作者治学的一贯风格。
1.作者一直关注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后变法过于频繁，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随意很大，由于30多年的人治积习，加之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坏规矩”为特色，法律的难行便于改革开放同在，而公民守法状况则更是普遍堪忧。针对这种现象，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作者陆续发表《法的稳定性》、《守法论》、《法的实现相关要素分析》、《宏观调控的法治化》等论文，对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999年，作者发表《法的安定》一文，在学术界比较早的提出了“法的安定”的概念，并全面地分析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及要求。
2.作者高度关注司法实践，努力促进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合理化，推进司法公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冲突》、《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一系列论文中，作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司法规范审查制度、赋予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通过对婚内强奸案、组织“男男卖淫案”等具体案件的分析，澄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带有导向性的错误观念。而在《正义的成本与法治》、《定罪量刑不亦考量民愤》等论文中，作者指出正义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以及民愤具有主观性、非理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如果以民愤这样的非理性的成份来左右司法，其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降低了司法公正。另外，针对当前司法系统片面重视调解，甚至导致强制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的现象，作者在《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指出，有利于自由的司法只能是法治的司法，人治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自由，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四、对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以及法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对这两个方面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作者对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最高的成就。长期以来，法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对法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特别是对法律责任及诉权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来看，迄今为止，均代表了法理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2.作者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一文中，作者批判了传统法理学“统治工具论”中反价值基础，对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问题系统地作了历史的、实证的考察和疏理，从价值研究在法学史的存在与发展样态，理解负责任的法学应当是追求自由的法学。在《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中国法理学缺乏本土文化支撑、学术积累不厚且又缺乏反思精神，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其危机是显然的，作者将其形象地喻为“青春期危机”， 指出渡过危机必须实现“从‘规律学’到‘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等8个方面的变革。
结语：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我国法理学以描述实在法即“法律是什么”、追求法律规律为目标，对应然法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缺少应有的关注，这导致了法律理想的缺失。作者自从事法理学研究以来，始终为构建自由、平等的法理学而上下求索。在作者的上述研究中，均贯穿着自由、平等的学术追求。此外，作者还发表了一系列集中体现作者法理学价值追求的论文。在《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一文中，作者从人类知识体系定位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法学在学科体系分类中属于规范学科，它的目标是寻求达于善，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所谓的规律。另外，作者还在《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界法与法的世界化》等论文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对中国法理学进行了研究，以期确立法理学自由、平等的价值定位。同样，也正是基于全球的视野，并基于从西方法律思想史角度的考察，作者在《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一文中，探寻了法治的历史之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提出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的正确论断。


本文已发表在《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转引请注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