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通知

银发〔2004)60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了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机构稳健运行，防范金融风险，督促金融机构逐步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4月25日起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主要内容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主要内容是，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低、不良贷款比率越高，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高；反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高、不良贷款比率越低，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低。
　　(一)确定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主要依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定义并统计的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数据由银监会提供。
　　2．银监会统计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发生显著异常的情况。
　　3．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状况、发生重大违规及风险的情况。
　　4．金融机构支付能力明显恶化及发生可能危害支付系统安全的风险。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确定中还将根据金融机构类别、改革进程等特殊情况予以相应安排。
　　(二)实施对象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采取统一框架设计和分类标准，实施对象为存款类金融机构。
　　(三)确定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
　　一是根据资本充足率等4项依据对金融机构质量状况进行分类。二是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在一定区间内设若干档次，确定各类金融机构所适用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人民银行根据监管规定变化等情况，按年定期对金融机构质量状况的分类标准进行动态调整。
　　(四)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
　　人民银行定期根据银监会统计的金融机构法人上年季度平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在个别金融机构出现重大违规、风险问题以及支付清算问题时，人民银行将会商银监会，及时调整其存款准备金率。
　　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安排
　　(一)将资本充足率低于4％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按7．5％的存款准备金率执行。
　　(二)人民银行根据银监会2003年金融监管统计数据确定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并于2004年4月1日前通知至有关金融机构法人。
　　(三)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的金融机构仍执行现行存款准备金率。人民银行不再另行通知。
　　(四)尚未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暂缓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仍执行现行存款准备金率。
　　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程序复杂的工作，各金融机构应当高度重视，认真按照本通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遇有重要情况，请立即报告总行。
　　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接此通知后，要立即转发至辖区内存款类金融机构。

人民银行
二OO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行刑岂可无期限

杨涛


今年5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开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可谓是捷报频传。《检察日报》7月2日报道，河南省固始县检察院在近日开展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中，一举查实一起审判机关未交付执行刑罚长达１２年之久的案件。经查，罪犯周某（女）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６日，她因拐卖人口被依法收押，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８日周某生子后，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周某因拐卖人口罪被固始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其间，周某不服一审判决，以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向固始县法院提出申诉。固始县法院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４日以拐卖人口罪改判周某有期徒刑四年。周某的哺乳期至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８日结束，在哺乳期结束后至今长达１２年的时间内，周某一直未被交付执行刑罚。
这起案件，从性质上看似乎该罪犯情节很恶劣，１２年未被交付执行刑罚，这还得了。但我们仔细推敲，就会从中发现问题，周某的哺乳期至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８日结束，但其并未脱逃，固始县法院还在１９９３年１月４日以拐卖人口罪改判其有期徒刑四年。我们要问的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对其收监呢？你们在干什么了？
我们追问有关部门的重点，并不在于要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当然这里面肯定存在失职、渎职的问题，但这是后话）。我们要问的是，一个判处了刑罚的罪犯本身并无过错，他（或她）是否要为有关部门的过错未收监，而在经过漫长的时间后，还要将其收监继续接受刑罚的处罚呢？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将周某收监并无障碍，因为我们国家法律只规定了追诉时效，并没有规定行刑时效，对于判处了刑罚的罪犯没有及时收监的，无论经过多长时间也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可将其收监继续接受刑罚的处罚。
然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刑罚的行刑时效制度，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刑法典都作了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正如刑法中规定追诉时效一样，规定行刑时效是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刑罚被判处后长时间不执行，原有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平衡，社会生活趋于稳定，罪犯也已经悔改，新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司法机关就没有必要去破坏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否则，对罪犯来说不公平，因为未收监对他来说并无过错，他没有必要因为国家机关的过错而长时间的煎熬等待；其次，也不利维护社会的秩序，因为对于罪犯、社会公众甚至被害人来说都接受了这种新的秩序；最后，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经过漫长的时间，人们不能将罪犯行为与其所受的处罚相联系，看到的仅是罪犯的被处罚，反而感觉刑罚残酷无情。当然，行刑时效并非没有限制，如时效要根据罪犯判处的刑罚来确定不同的期限，再比如罪犯故意脱逃、重新犯罪或被害人控告后有关部门仍故意不收监等等情形下，时效可以中断、中止或延长。
因此，笔者呼吁有关部门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中，不妨也可开展对这种并非罪犯过错造成未收监的成因、收监狱后的效果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时机成熟时可考虑建议立法机关设立行刑时效制度。毕竟，国家的刑罚权不可以无节制行使。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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