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的自主性发展/谢维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16:19:21   浏览:861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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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法的自主性发展

[英 文 名] On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Law
[内容摘要] 宪法的现代化应当是基于宪法自治性和自足性的宪法的自主性发展,它需以消除宪法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淡化意识形态色彩,避免与一般法律的混同为前提,并通过健全和完善宪法的自我发展机制来实现。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适用、创设宪法惯例和加强宪法学研究是推进宪法自主性发展的五条基本途径。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自主性发展 自我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引言

笔者曾断言:我国宪法“已有的发展多半不是来自宪法本身及宪法实践,而是来自政治及其他法律发展后的推动作用。” 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都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开始就带有直接的功利性。其中,法律特别是宪法更是被当作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造社会的工具。由此,形成了以制定宪法及据此建立起来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手段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思路。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都潜在地认同了这一理论前提。在历经戊戌变法失败、北洋政府官场失意后,晚年梁启超深感中国国民水准太低无法搞议会政治,极力批判民初“抄袭几条宪法,便是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的肤浅做法,转而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并“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作为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阳光大道”的主张。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他弥留之际,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的遗教,表明他的五权宪法尚未真正实行。按照“新民主主义宪政”确定的方向,1949年我国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分别制定了四部宪法,对1982年宪法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三次修正,目前对1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正在酝酿之中。但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以宪法作为推进现代化手段的思路仍然并不奏效。时至今日,现代化依然是水中月、雾中花,宪政仍然只是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反思将宪法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手段这一思路的有效性。总的来说,这一思路的根本症结在于:忽视了宪法本身的价值目标和发展规律,使宪法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文拟从宪法现代化的角度,探讨宪法的自主性发展问题。


一、对宪法自主性发展的法理解析


宪法的现代化应当是建立在宪法的“自主规律性” (简称自主性)基础上的发展。宪法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主导地位一经确立,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要受到宪法的规制。只有建立在“自主规律性”基础之上,宪法的发展才具有实质意义。也即是说,只有拒绝迎合充当合法化或政治操纵工具的要求,并尊重自身发展规律时,宪法才成为了自身。宪法的现代化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造社会的工具,或者仅仅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推动下被动的“适应性”变革。

宪法的自主性来自于宪法作为法律所具有的自治性与自足性。法律具有相对于政治、宗教力量的自治性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法律被认为具有它自己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自治,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西方。” 就西方而言,法律自治的传统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独立的法律机构;三是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四是独立的法律职业;五是独立的法学与法学教育。 基于宪法对于一般法律的优先性,笔者认为,宪法不仅应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而且还应当具有比一般法律更强的自治性。一般法律的自治性须借助于法律系统的整体运转才能实现,而宪法内在地包含了一个由制宪、修宪、行宪、护宪等环节构成并有其自身规律的、内部和谐一致的宪法运行机制。这是一个以宪法为中心的、完整的圆环体系,宪法在其中得以创制、得以实现,而无须借助“外力”。 宪法的自治性意味着宪法还必须是自足的,即宪法具有能使自身得以实现的手段。宪法的自足性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具有内容健全、逻辑结构完整的宪法规范体系;二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并由法律赋予特定权力的宪法适用机构;三是对宪法行为具有独立的评价系统,即要有一套独立的价值标准;四是存在一套独特、完整、内部和谐一致的宪法理论及与此相适应的话语系统。

卢曼对法律的系统自主性的分析显然有助于加深对宪法自主性概念的理解。卢曼从系统的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事实性的自控维持过程。在卢曼看来,如果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在功能方面分化的系统,那么,就可以把法律系统设想为这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功能上的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相应地具有一项功能,这种制度安排要求每个子系统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代替它。因此,子系统的自主性(对这个系统本身来说)不是一个期望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必需具备的属性。” 同时,这些“社会的各个功能子系统始终都是一些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系统:它们预先假设并且复制(reproduce)出它们自己。它们通过对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布置来设立它们的这些组成部分”,“这些系统能够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 总之,卢曼的法律系统“是功能分化的、自我指涉地运作的、仅仅根据自己的代码来加工外部信息的,并且是自我再生产的。”

宪法的自主性也应当是通过宪法系统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再生产来实现的。宪法自主性的前提,是宪法被承认为具有独立的、普世的原理体系,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宪法的自主性发展是指,在宪法学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宪法根据自治性的要求,建立、健全自足性机制,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宪法自主性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形式条件是:(1)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治性得以确立。(2)一套独立、健全、完整的宪法实施或适用机制已经建立。(3)已经存在一套比较成熟、内部协调且在一定时期获得公认的宪法理论,这套理论包括定型而特定的思维方式,独特的内在逻辑,对绝大多数宪法现象都能予以自洽性说明的、完整的解释体系。(4)存在一个矢志宪法研究、独立、稳定而成熟的宪法学家群体。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实质条件是:宪法必须确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目标,体现权力制约的基本精神。


二、宪法自主性发展的维度:在政治、道德、法律及意识形态诸领域之间


宪法是人类文化传统中政治、道德、哲学、宗教、意识形态及关于法的观念等各种因素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因素对宪法的出现都产生过影响。有的因素如宗教在宪法的形成过程中甚至起到了在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却又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哈佛大学弗里德里希教授所论证的,宪政论“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 但宗教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宪法形成的初期。哲学虽然对宪法的整个历史都会产生影响,但它多是间接的,比如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统治一旦实践可能会消解宪法的功能而导向人治;任何一部宪法都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之上,等。而基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及法律方面的观念却常常轻易地使宪法变得面目全非。因此,保持独立性与中立性,即划清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界限,正确处置与一般法律的关系,是宪法自主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避免宪法的“非法化”倾向。

所谓宪法的“非法化”,是指不把宪法看成是法律的种种观念或倾向,其中主要有宪法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倾向。并非只要所有论证都依附于宪法文本、都使用宪法语言,宪法的自主性就得到了保障。由于“法律之运用越来越无法不明确诉诸政策性论据、道德论证和对于诸原则的权衡”,道德代码和权力代码的内容也进入了法律代码之中。 因此,哈贝马斯指出,法律的系统自主性具有批判性价值,他的意思是说,“法律的系统自主性,是以它反思地自我导控、并且与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能力作为基础的。” 划清与政治、道德的界限,凭借一己之力与一己之手段维持自身的独立性,是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原初意义。

1、确保政治在宪法之下,避免宪法过度政治化。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尼克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三种法律模式: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类型既有重叠之处,又表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或连续性。诺内特和塞尔尼克将法律与政治的分离视为自治型法的主要属性之一: “法治模型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及机构自治的一种保障,就是政治意志与法律裁判的分离。法律被抬到政治‘之上’;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实在法所体现的准则,是为传统或宪法程序所证实的公众认同已经消除政治论战的那些准则。因此,解释这种法律遗产的权威必须保持与权力斗争隔离和不受政治影响污染的状态。”

因此,宪法与政治的分离势所必然。诚然,与一般法律相比较,宪法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因为,宪法确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与核心政治原则,有学者由此也把宪法称为“政治法”。 但我们必须明确,宪法不是政治本身,而只是政治的反映,是政治(或权力)运行的规则。对宪法政治性的过分强调,而导致宪法的政治化,将严重妨碍宪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危及宪法的法律性和权威。“法律效力高于统治效力”是西方法律传统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因为虽然通过法律秩序提供的恰当渠道,政治意志可以得以合法地表述,但政治却不得推翻法律秩序。” 伯尔曼在对“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性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但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可见,宪政通过使被统治者免于遭受统治者强行意志的行使来保障个人自由,但这又必须通过使政治权力服膺于法律特别是宪法来实现。因此,不仅宪法应当与政治保持应有的距离,而且还必须确保政治在宪法之下。对于那些不可避免要纳入宪法架构的政治问题,则必须经过严谨的论证,并被冠以宪法规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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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的通知

保监发〔2013〕42号


  各保监局,机关各部门,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中国精算师协会,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我会研究制定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现予发布。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贯彻执行。

  附件: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Containers/2012confnews/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docx

 

                          中国保监会

                          2013年5月3日










农村基层腐败防控机制的研究

四川 绵阳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刘东

[内容提要]本文从绵阳市一个“亿元村”党支部书记,因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一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这一案例引发的思考入手,提出了农村基层腐败的研究问题。本文首先界定了农村基层腐败的概念和形式,其次分析了农村基层腐败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建立一套农村基层腐败的防控机制,以求最大限度地遏制农村基层腐败现象的蔓延,净化公共权力的廉洁空间。同时本文也有利于我国农村基层腐败防控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 农村基层腐败 基层腐败的原因 腐败防控机制


[案情简介] 刘跃先,原绵阳涪城区城郊乡高水村党支部书记。1997年11月,刘跃先利用职务之便,在其私营企业绵阳市双菱房地产开发公司无钱支付所征用的高水村5组土地时,擅自挪用高水村财务上的现金6万余元,支付双菱房地产公司应缴税务机关的耕地占用税及粮食附加费。1997年9月至12月期间,刘跃先为了让其私营的双菱实业总公司顺利入股四川高水集团股份公司,虚增双菱公司的资产1408万多元,并出具了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1998年1月至2001年11月期间,刘跃先在高水集团经营亏损的情况下,先后以领取分红款的名义,侵吞高水集团资金共计人民币252万元。案发后,涪城区法院认为,刘跃先身为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于2003年9月2日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①

这一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这样的大案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为什么我们的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事先毫无察觉呢?一个农村基层组织的书记,挪用,侵占资金数额之大,腐败行为存在的时间之长,给村民造成的损失之重。为什么没有能及时发现,及时查处,把村民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呢?高水村这样的全国明星村都能让基层腐败分子如此有机可乘,那么其他边远落后或经济更发达的村又是如何呢?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制度和权力运行机制上,也就是我们的制度有许多不到位和不周严,腐败的机会还很多。如果腐败分子伸手即被捉,权力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那么权利就不会被滥用,情况大概有所不同。
事实上,我国由于地域广阔,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大,城乡经济差异大,没有统一的基层组织的理论指导,各地的管理制度不同,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缺陷。于是出现了“那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的局面。而如此形式多样的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为了保护农民权益,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农村基层腐败,并积极思考如何建立农村基层腐败防控机制。
农村基层腐败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公共权力的滥用,即公共权力不是被用于实现合法的集体公共利益而是在利己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支配下,用于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益。可以说,人类自从有了公共权力就有腐败现象,只要存在公共权力的地方就可能存在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规律!但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不同的管理制度,其腐败的形式、特点、程度及成因等则有不同,因此,要有效遏制当今农村基层的腐败,就必须认清农村基层腐败的形式、特点及成因,才能建立起适合农村基层腐败防控的机制。
一、农村基层腐败的形式
农村基层腐败形式多样,我们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种:(一)按主体可分为个案的腐败与集体的腐败。个案的腐败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某一位干部利用权利为自己或相关厉害人谋取私利的行为。集体的腐败是农村基层组织中两位或两位以上村干部相互勾结,共同为各自谋取私利或滥用权利侵吞集体财物的行为。(二)按性质可分为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经济腐败指贪污受贿,侵吞财物等与经济利益有关的腐败。政治腐败指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与思想政治作风相关的腐败。(三)按是否容易被村民所意识到可分为隐蔽的腐败和显露的腐败。隐蔽的腐败指不经仔细审查清算不能被发现的腐败,如做假帐,挪用资金的。显露的腐败指容易被意识到甚至披上合法外衣的腐败,如公款消费,借考察学习名义出去旅游渡假等。(四)按腐败的程度可分为违法违纪和构成犯罪。违法违纪是腐败程度较轻,违反法规,规章和党纪的腐败。构成犯罪是指程度较重触犯刑法的腐败。
二、农村基层腐败的原因
深入分析农村基层腐败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农村基层财务管理混乱。在一些地方,村级财务制度不规范,会计出纳不分家,帐钱权一人独揽,权力高度集中,收支随便,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财务从不向群众公开,财务管理严重失控,有以下三种情况:③(1)按照规定,村长应主管财经。可有些地方财经全部由村支部书记全抓,大部分的村级财政来源也都是统筹和提留款,但对村党支部书记来讲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权力的处置的。因为只有这种权力才能树立自己的威信。没有实权的一把手是名不副其实的。因此,形成了村支部书记主抓财经,一人说了算的局面。(2)村会计帐中“白条子”泛滥。在农村有的买卖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票。因此白条子在村会计帐目中成了正式发票的代名词,直接导致了财经管理混乱,真假难辨,村务透明度不高。(3)会计难司其职。村级干部的违法违纪离不开财经管理。他们便尽力削弱会计的职责,要求会计做假帐等现象时有发生,使会计的职能来制约村官的管理体制无法实现。
2.农村基层干部思想素质低。在一些地方,村干部素质不高,把当村干部和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当任期间,利用自己支配村集体资金的机会以权谋私。如,侵吞村集体资金,用低于平常价甚至免费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总是把他们不考虑如何多发展村里建设,只为自己能捞就捞。
3.农村基层干部滥用职权,权力过大,过分集中,缺乏有效制约。按照现行的农村基层领导体制,村党委应按照党的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力,村委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但是,有些地方村委和党委权力不分,互相插手,如果村长或村书记他愿意并且有能力条件,他可以一手遮天,无人管得了。在一些地方,农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个别村党支部书记,村长视生效合同为儿戏,随意变更或终止。在机动地发包上偏亲向友,专制横行,官僚主义盛行。一些重大事项,没有经过民主协商,由村干部某一人决定,不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对大多数村民而言,行使他们的权利,只能成为理论层面上的东西。
以上通过对农村基层腐败形式和农村基层腐败原因的分析,我们迫切地感到建立一套对农村基层腐败的预防控制机制的重要性。
三、农村基层腐败的防控机制
建立一套农村基层腐败的防控机制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求乡镇党委.政府,基层检察院,法院,社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广大人民共同参与。根据系统论的原理,它应包括防范、教育、监督检查、打击四个子系统。
1.防范 是指村民对村干部权力和集体财物的防备和戒备。它主要包括以下两种:(1)树立对权力防范观念,并采取积极措施严格监控权力运行,因为“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所以只有防止权力的滥用,才能预防腐败。如果村民一旦发现村干部有权力集中超越权力的行为,就应该及时防范,才能使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2)重视对财务的防范,农村基层腐败大多数是贪利性的行为,因此对财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遏止和减少腐败的发生。第一,会计委派制。会计由乡镇农经站人员分包,实行定期清算。这种制度可以制止白条下帐违反财经纪律的支出,减少公款吃喝,改变村级财务混乱的局面。第二,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定期的召开村民大会,向村民公开收支情况,这样可以防止村干部挪用资金,侵吞财物。
2.教育 是指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知识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方式从而得到引导村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的行为。针对村干部素质低的情况加强教育,培训,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第一,乡镇对村干部集中培训,对其进行在职教育,使之能真正成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的代表,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防止他们在思想上有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的动机。第二,加强自身教育,在一些地方,村干部没有文化,封建思想浓重,官僚主义作风,只懂吃喝公款,不为百姓半实事,这就必须要其加强自身修养,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置于普通党员,农村基层干部的身份,经常反省自己,加以改进。党支部应经常召开民主生活回,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端正党风,从而抵制利己主义思想,预防腐败。
3.监督检查 是指对农村干部进行监督,对农村基层活动进行检查。监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法律授权的机关,如检察院、各级政府的监察部门、各级人大及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等的监督,根据各地经济情况的差异,检察机关应制定措施,主动出击,深入乡村,宣传法制,进行监督。对农民反映的情况应及时处理,对已构成犯罪的腐败分子应提起公诉,使之绳之以法。对村书记等违反党纪的行为,应交纪委党纪处分。二是社会,大众传媒,公民和社会团体的监督。新闻媒体应对那些违法违纪的村官暴光,宣传法制,打消心存侥幸的腐败分子的思想。广大公民应珍惜自己的政治民主的权利,使那些认为村官权大不敢监督的人和敢监督又不懂法律程序的人都能对基层进行监督。检查是要求县乡两级相关部门联手下村,检查帐务和各项法规,规章等执行情况。严惩那些为应付检查,匆忙之下做假帐,对内对外两套帐,不依法办事,违法违规的行为应严加惩处。如果发现违反财经管理挪用公款,贪污等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应及时举报检察机关,对此查处,要求法律惩罚。
4.打击 是指对农村基层干部腐败已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严加惩罚。打击虽然是一种事后行为,适用对象是已构成犯罪的腐败分子。表面上看对预防腐败没有直接关系,但本人认为打击是防控腐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它在防控方面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打击腐败犯罪分子,使腐败必严惩的信息辐射到社会,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其他公民会产生心理效应,给欲腐败的分子以儆戒效应,使之悬崖勒马,不至继续腐败下去。④另一方面,可以教育和鼓舞人民,使人民相信法律,增强法制意识,提高守法的自觉性,从而自觉敢于同腐败分子做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广大农村村民法制观念的增强,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防控腐败的社会力量。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会不断涌现出来。农村基层腐败也会出现新的、复杂的动态,我们对此应当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提前预测和认识到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的难度,科学地选择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适时地对防控机制进行调整,以使防控机制始终有效,使其在健康的轨道上正常运行,确保共和国权力的廉洁,始终为公民的权利服务。


[注释]
①参见《华西都市报》2003年9月3日第8版
②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确认了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有关行政管理工作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就是说,尽管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不享有国家公务人员的权利义务,但他们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家公共事务管理时,如果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钱财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
③郑金变《我市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分析》http;www.jcrb.com理论文章
④李晓明,张武君:《预防职务犯罪工休机制研究》载《中国刑事法》2003年第1期
⑤秋石《反腐倡廉论》载《求是》200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⑴(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⑵ 张瑞幸主编:《经济犯罪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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